何成濬、蔡孟坚电报发出后，原准备用飞机押解顾顺章到南京，但因紧急调度未果，就按原计划派数名缉务员和宪兵一排押送，连夜坐专轮起程。然后蔡氏次日乘飞机直飞金陵，企图会同南京有关部门直接处理“此一巨案”。
次日，顾顺章被押解至南京下关，由先期到达的蔡孟坚带到徐恩曾特务总部设在南京中央路305号的秘密办公处候审。顾顺章在门前一站，即低声语蔡：“此处即为共党在南京负责人通讯处。……速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前功尽弃。”蔡立即电话告知徐恩曾，徐闻言大惊，急忙派人四出查找钱的行踪，回报钱已不知去向。至此顾顺章叛变后欲制造大阴谋已基本破产，其嚣张气焰也已消去大半。
关于钱壮飞脱险此段情节，徐恩曾在1957年所著《The Invisible Conflict》中记述说：
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即指钱壮飞——引者）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电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顾顺章见此，又立刻向蔡孟坚招供其他情报，唯恐说之已晚：“共党在租界秘密机关及首要们住所、交通种种，均由我安排，国民党组织部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即在共党特设一机关楼上，办事处长杨登瀛，即是共党忠实干部，故国民党要员每进入该办事处，在楼下进门处即有共党秘密摄影机留影，每次该办事处开会记录，共党中央得以先睹。”
蔡闻言颇感为难，南京、上海均非他的辖区，涉及人物均是他的上司，而且这些人物均是二陈亲信或关系十分密切之人，因而只好一再责怪顾顺章的妄自尊大致自招失败。等蔡领顾去见蒋介石时，顾已只能唯唯诺诺，并没提供什么重大情报，也没得到蒋氏什么特别的礼遇和恩宠。后来蔡向中统另一首脑人物张道藩言及顾之情报时，张以系统内部的秘密要蔡一定谨言慎行。此种中统内部的“巨大丑闻”就此瞒天过海，至蒋等到事过境迁才知道真情时，也对二陈未加深责，最后不了了之了。
中共中央的大危机
钱壮飞译悉电报后，开始也很紧张，但徐恩曾恰好不在身边，钱便不慌不忙地把电文记下，原电封好，立刻派女婿、中共上海至南京的地下交通刘杞夫坐火车赶至上海，告知住在上海凤凰旅馆的李克农所有情况。
26日，李克农找到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交通黄慕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贺昌，告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惊人情报，再由陈赓报告给中央负责人周恩来。
钱壮飞在安排刘杞夫向上海汇报后，暂时把电报压下，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锁在铁柜子里，还通知一位地下交通先行撤离。这样到礼拜天早上8、9点钟，才将情报若无其事地交给嫖娼归来的徐恩曾，随即坐火车离开南京逃往上海，并机警地在真如站提前下车，步行进入上海市区，随后潜伏起来。8月，在党组织安排下，与胡底、李克农等先后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
后来，钱壮飞在中央苏区相继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央军委第二局副局长、局长等职，1935年4月在长征途中，因身患重病，与主力部队失散，在贵州息烽流长乡被地主武装惨杀，时年39岁。胡底则担任过国家保卫局的侦察部长，长征中，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胡底被留在张国焘统领的左路军，因对张分裂红军的错误公开表示不满，被张在过草地时秘密杀害。
周恩来得到陈赓的报告后，马上召集潘汉年、刘鼎、曾三、李强等会议，认为钱壮飞派女婿报讯，可见情况已万分紧急，中央机关必须迅速转移。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陈云等指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按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周恩来年谱》记述，周恩来采取了以下的几项果断措施：
（1）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2）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
（3）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
（4）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顾顺章所谓“一网打尽中共机关的大计划”至此已告破产。
随即，周恩来指派陈赓和特科工作人员洪扬生来到顾顺章的家里进行搜查，发现顾早就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双重密封，放在有夹板的桌子里，外书“顾全岳收”（顾全岳，即顾之岳父之意，指张阿桃），内有“早有反正来归之心”、“不满共产党”、“但将来不要兔尽弓藏”等语，并嘱托其妻张杏华，一旦被捕，马上将信送出，以作为早有心归顺的证据。后来，顾仍想利用知道很多特科内情的兄、嫂和妻子继续破坏中央特科，周恩来等决定对他们采取在内部制裁的措施。
李克农在向各知情人报警后，立即布置中央机关撤退，一手拉王明，一手拉博古，转来转去。好在中共中央早一天动手，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任弼时、博古等均安全转移。
关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的贡献，1962年在李去世后，中央在拟写的悼词中说：李“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尽管由于钱壮飞的及时通报，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使中共首脑避免了“一网打尽”的可能，但顾顺章毕竟在中共核心部门工作多年，对中共领导人和主要情报部门、地下组织与交通太过熟悉与了解，因此，顾的叛变仍给中共以巨大的破坏，大的方面有：中共在宁沪之间惨淡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几乎被破坏殆尽，特别是中共重要情报来源的杨登瀛的被捕，更使中央特科情报工作遭受重大损失。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因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是同乡、密友，被杨选中到上海从事侦察共产党和反蒋人士的工作，但鲍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与不少中共人物相识，因此初到上海这个鱼龙混杂、血雨腥风的都市当侦探，如没有中共的谅解、支持与合作，鲍认识到不仅工作难以搞好，甚至可能会丢掉工作，有性命之忧。因此，鲍便找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报告自己情况，希望能与中共合作。陈通过中共闸北区委报告给中共中央。周恩来认为鲍可以利用，于是就在1928年5月，由陈赓代表中央特科与鲍见面，洽谈有关情况，鲍即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后中共给鲍提供各种便利，所有特务机关几乎均由中共派出人员充任，使鲍成为陈立夫、张道藩的亲信与密友，相继出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等要职，并同英捕房上层关系十分密切，成为威镇上海滩的重要人物，鲍也给中共获得情报与叛徒内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顾顺章叛变后，鲍被供出，旋被逮捕。但因鲍拒不透露与中共的来往，又与陈立夫、张道藩等交情匪浅，半年后由张保释出狱。
恽代英被害。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言论巨子之一，是大革命时期风云一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1930年因不满李立三“左”倾中央而受排挤，调任中共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被捕。在狱中恽化名王作林，以赤色群众身份活动，仅被判刑5年，并未暴露身份，8月被押解到苏州监狱，1931年又被解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恽即将于5月获释。顾顺章叛变后，即供出恽的真实情况，这样，恽代英即于3日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随着中共中央即时转移，在两个月时间里，虽然东躲西藏，几乎不能正常活动，但也平安无事。但中央特科百密一疏，对向忠发的安排漏掉了一个重要线索，即向的姘妇杨秀贞的女佣为顾顺章先前所雇派。向家搬迁后，女佣被解雇，但为顾所掌握。女佣说杨秀贞还有一件衣服在一家裁缝店里未完工，杨还要去取。这样，顾命女佣每日守候，果然等到杨，并跟踪到杨的住所加以监控。6月21日，向忠发困居1月后，不顾周恩来的警告，与杨秀贞到中山公园幽会而被捕。向被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不日即自首叛变，3日后经蒋介石批示被秘密处决。
同时，由于顾顺章的破坏，武汉、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共地下人员、交通点和情报机构、人员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因而，在中共历史上，最具破坏力、最有危险性的叛徒就是顾顺章。
1935年冬，顾顺章因在中统系统内不受重用和内部倾轧，欲跳槽转投戴笠军统门下，被陈立夫下令撤职，后在镇江被枪杀于一座孤庙刑场。（参见吴基民编著：《跌宕人生——三十年代风云人物纪实》，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