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顾顺章
1931年4月发生的中共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几乎将时在蒋管区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关系到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常委周恩来、王明，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如果不是打入敌之内部的情报人员及时示警、周恩来等妥善安排，中共历史有可能发生极为重要甚至是关键的变化。
顾顺章的被捕，发生在国民党即将发动第三次对中央苏区、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围剿”的前夕，地点在当时国共交锋的中心之一武汉市。顾时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在中央常委内部，周恩来分管特科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是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决议成立的，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提议，仿照苏联政治保卫部的机构组织而成。主要目的是以情报和保卫工作，对付敌人的间谍特务活动，打入敌之内部获取情报，以各种手段制裁叛徒，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次年，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国后，明确规定特科工作的纲领，即“三个任务，一个不准”：（一）打进敌之内部，获取情报；（二）筹款；（三）制裁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中央特科内设一科（管总务，科长洪扬生）、二科（负责情报工作，科长陈赓）、三科（亦称红队，负责制裁叛徒，科长先由顾顺章兼，后担任者有蔡飞、谭忠余等人）、四科（负责通讯联络，科长李强），在情报收集、制裁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等方面，特科自成立伊始即作出了特殊贡献。
顾顺章，生于1904年，原是上海烟厂的一名小工头，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风云际会一跃成为上海地区有影响的工人领袖之一，当时在党内地位仅次于苏兆征、王荷波、向忠发、项英等工人出身的工运活动家。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顾担任过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严令中共领导层必须加强工人成分，顾与其他工运领袖一样进入政治局，担任候补委员，一直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并称为中共“四大健将”。由于中央特科乃中央极端要害部门，顾的身价与地位非同一般，不亚于一颗埋在中央机关旁边的“定时炸弹”。（参见吴基民编著：《跌宕人生——三十年代风云人物纪实》，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3页。)
顾此次到武汉，是按周恩来的指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到鄂豫皖苏区去。张、陈、沈等是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中央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派往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苏区（中心在黄安、麻城、六安、商城、金寨3省边界地区）巡视、督察工作的。送走张国焘3人后，顾顺章和助手张增谦见身上盘缠不多，而且心痒难熬，便在安排好住宿后（住在汉口怡园附近的世界旅馆，此为当时武汉最为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地带），化名“化广奇”，玩耍起魔术来。
顾以前是一个魔术师，在汉口、上海小有名气，但在此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非常时刻担任如此重要职责，且身份地位又如此特殊，顾顺章此举自然是在狂妄地以生命作赌注了。果然，第3日，即4月24日下午，顾在与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主任张崧生接头时，被徐恩曾布置在汉口新成立的中统特务机关——海陆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绥靖分署侦缉处的特务、中共叛徒游中兴认出，旋即被捕。
游中兴，化名尤无魂、游浮，被捕后改名尤崇新，解放后又改名郁伍文（潜入新华社工作多年，1952年镇反时被捕判死刑），外号尤麻子，也是一个老资格的中共党员、重要的领导干部，曾任中共南京市、武汉市市委书记，1931年1月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被中统侦缉处控制，每日在大街、码头、酒店等处游荡，作为眼线，侦缉中共人员。
关于顾顺章被捕的经过，1952年游本人在狱中供词说：“1931年4月间的一个下午，又押出去逛马路。……傍晚，在三教街西段三码头静悄悄的冷落的街道上没精打采地走着，正到三岔路口向北转角处，忽然迎面走来顾顺章、张崧生。顾在前，张在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相视一下。张见我左右人物不妙，面部发白，放快步伐急于越过去似的。我和周××并肩行走，我身旁一个缉务员守着，周××身旁也有一个缉务员守着，后面跟着4人，这时脚步不约而同地停下，在我身旁的缉务员问我认识不认识，我答认识。后面4人已转头去拦住顾、张，见4人带着顾、张一起走，在我身旁的缉务员说声’我们走吧‘，他们两人把我和周两人径自带回侦缉处，顾、张后来不知押到何处去了。”
游中兴回到侦缉处后，立即指供顾顺章的真实身份，引起汉口国民党特务的极大恐慌和惊喜，他们久盼的一条大鱼终于意外地落网了。
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被捕后，态度倒很镇静，要求侦缉处特务带他到所居住的世界旅社去取行李。顾到旅馆见到助手张增谦后，即对张说：“收拾行李跟他们走吧。”于是张亦被捕自首。
作为中共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也是中共间谍机关的首脑之一，顾顺章深知自己的身份与价值，也知道对手的情况，他没有马上和一般特务摊牌，而是首先要求见武汉国民党特务的总头目蔡孟坚。蔡时为侦缉处副处长，主持实际事务，属国民党中统系统，是中统首脑陈立夫的嫡系亲信和地方中坚干部，深得徐恩曾的赏识与信任。在武汉因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团体“有功”，曾蒙蒋介石多次接见，授以少将参议职位，并奖以巨额奖金。蔡氏这样一个人物，顾顺章自然对他多有了解，故首先指定要蔡出来见面。
蔡孟坚后来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中说，顾见到他时，态度仍十分傲慢，开口便说：“我有对付共产党大计划，请你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说完便“不愿再言其他”。时湖北省国民党、政、军首脑是湖北省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蔡见顾竟然开口便要越过何氏，直接面见蒋介石，心中老大不快，更何况蒋氏此时还在南京，便坚持要求顾顺章先见何成濬。顾则说：“见了他也不过说同样的话。”蔡孟坚只好如实报告何，何见责任重大，顾来头非小，不敢怠慢，决定由何、蔡两人分别向国民党中央报告顾被捕自首、要求面见蒋介石事，请示处理办法。
不曾想，这一电报发出，竟引出石破天惊的事来。
何、蔡电报均发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此为国民党总特务机关，主任即是中统大特务、曾主持中统首脑机关十余年的徐恩曾。徐恩曾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既是同乡，同为浙江吴兴人，又是表兄弟亲戚关系，且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因此深得二陈的信任。但徐却是一个志大才疏、贪财好色的纨绔子弟式人物，尤其是他好嫖好色做派，在国民党高层中，乃是人所共知的桃色新闻。
何、蔡电报发出正好是4月25日星期六的晚上。留美归来的徐恩曾一向有礼拜天不上班的习惯，于是徐照例将调查科的事务交给自己的亲信心腹、机要秘书钱壮飞办理。何、蔡一连发出6封急电，先是报告顾顺章已被捕，再报告将用兵舰将顾解来南京，接着又说将改以飞机解押。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是心急火燎，南京这边的钱壮飞却另有打算，也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与中共有关方面的联系工作。
钱壮飞，原名钱北秋，别名钱潮，与二陈、徐恩曾也是同乡，1896年出生。钱壮飞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之一，据后来权威部门所写钱的传记资料，称钱是“精明强干，博学多才，除精通医学外，还擅长书法、绘画、戏剧创作、编辑、演剧、拍电影等。外表上像一位文弱书生，实际上有勇有谋，待人接物应酬也无不通晓。”
钱壮飞1925年加入中共，在北京和中共另一著名情报人员、安徽舒城人胡底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逃往上海，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徐恩曾主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因出众才能打入虎穴，任时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1929年12月，徐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钱又被徐调到南京充任机要秘书。这样，钱壮飞以其突出才能、非凡地位和特殊身份，不仅担任了国民党特务首脑人物的亲信秘书，而且还控制着特务机关的最高秘密指挥部“正元实业社”及其掩护机构“长城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通过文电来往，掌握了徐恩曾派驻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调查员和报务员，从而成为我党中央特科反间谍工作的最得力干部，并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情报。”
与此同时，钱壮飞又通过胡底认识了中共另一著名情报人员、后长期担任国家保卫局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克农。
李时为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钱安排他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这样，连同担任“民智通讯社”编辑的胡底，中共就在国民党特务核心部门建立了一个最得力的地下情报网络。三人互相配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深得徐恩曾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