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敌回团后，立即召集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抓捕李韶九，救出被捕将士，这得到早就人人自危而不满的全营战士的响应。于是刘敌率众包围二十军军部，抓住军长刘铁超，释放谢汉昌。时李韶九恰好不在军部，闻讯仓皇逃走；曾炳春亦闻讯远躲家乡。谢汉昌即率二十军进攻富田，包围江西省政府，将省警卫连（萧克的嫡系）缴械，将被关押的100多位高级干部和将领全部释放。随后李韶九被抓，古柏、曾山逃走。接着，刘敌等喊出“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并写离间信，挑拨、拉拢彭黄等红三军团反毛，但为彭、黄等坚决拒绝，此即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毛泽东在1936年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形容“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
事后，红军总前委紧急指示红十二军军长陈毅前往救人，经调解谈判，刘敌扣押的李韶九等人被放。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定这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而红二十军也脱离总前委领导，自行在河西一带游击，没有任何人投降国民党军队。
1931年年初项英到中央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后，将“富田事变”认定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否决了总前委“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的定性，并责成曾炳春将红二十军带到河东，听候处理，通知参与事变的主要组织者谢汉昌、刘敌等到苏区中央局开会检讨，以党内会议教育的方式解决了分歧。
但好景不长，1931年4月上旬，秉承王明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将“富田事变”再次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将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全部以AB团罪名被捕处决；将回归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的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大部处决；将收编教育有功的曾炳春、刘铁超、后任军长萧大鹏等均处决，余部将士编入红七军，项英也因“右倾”错误被撤去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代理。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也在此年达到高潮。
“富田事变”及随后达到顶峰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给毛泽东威望带来非常不利的消极影响，一度十分支持、拥戴的干部开始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这也是毛泽东在后来被临时中央轻而易举解除权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在回忆录中真诚而深刻地回忆了这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黄引述当时一位要好的红军将领、后也被整肃的何笃才的话说：
他（指何笃才——引者）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1年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此次肃反运动的后果，时在红四军十二师任师长的萧克于1980年回忆说：
拿红一方面军来说：仅1930年11月至12月的一个多月里，在不到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打了四千四百个AB团，杀了AB团总团长几十个。赣西南地方上打AB团也很严重，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说，他那时所在的永新县委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六届县委领导人中只有一个允许自首。这并不算最多，据一位同志在1931年9月3日给中央的报告记载，有的地方接连把九届县委都打成AB团。报告还说，江西地区知识分子干部百分之九十五是AB团。闽西地区也是很严重的，在1931年6月间，仅共青团组织中就连续破获三个社会民主党的汀连县委，两个杭武县委，四个龙岩县委。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党的优秀领导人在这场运动中遭到杀害。虽然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已经平反，但直到现在，象李文林等在赣西南党及红军中有大影响的人，仍未昭雪。看念及此，心情十分沉重。《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前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非常肯定地表示：
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订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红军中A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汗以及龙超清、果鼎元、江克寒、周赤等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党团部，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等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转引自刘晓农：《论肃AB团的原因和责任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6期。
1931年3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重新定“富田事变”为反革命暴动，批判项英后，肃反运动重新高涨，主要是在闽西决定肃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该运动由闵赣特委书记邓发、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后任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主持，先在3月2日的公审大会上宣布当场处决100团政委林梅汀、100团长黄洪、100团参谋长江桂华、100团团部青年干事吴拙哉等17人，并宣布闽西苏区存在“社民党”，并宣布总后台是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以“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在社民党内负有重大责任者，处以死刑；潜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处以死刑”三条惩办原则，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6352人。《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党史通讯》1986年5期。转引自晓农：《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载《文史精华》2004年1期。1932年2月19日，苏区中央局致信闽粤赣省委，说：“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
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苏区代替毛泽东接任中央局书记，才制止肃反运动的继续蔓延。
1933年1月，博古中央到达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肃反，由司法部直接执行，抛弃法律条例，任意处决“反革命”，杀戒又开，肃反运动又有发展，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以后。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后，对于如何处置中央苏区的“人犯”和各处“劳役队”，如所谓“反革命”、“嫌疑分子”、“危险分子”，以及被认为政治上犯了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消极怠工分子”等，因转移时目标太大，食宿问题难以解决，不利于行军作战、隐蔽转移，于是，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9月发出指示信，强调捉到一个反革命，即在当地解决。10月，对十几名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原五军团的人季振同、黄中岳、张少宜、萧世俊、高达夫、朱冠甫、李锦亭、曹振毓等在于都梅子山全部秘密处决。
第一次罢官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罢官，是在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前者是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后者是毛则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本来，王明、博古为首的前后中央都对毛泽东抱有信心，指望这个在全国最具影响力、最有独立思想与见解的“割据领袖”能成为自己集团的一分子。但毛在后来的交往中，表现出特有的特立独行秉性，尤其是毛表现出的军事天才，令死守教条、不了解苏区内情、无专门的军事知识的“左”倾中央大为不满，最终将毛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排挤出领导岗位，而这在博古抵达中央苏区前，是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首的“三人团”开始的，亦即以1931年1月开始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为发端。
设立苏区中央局，是六大的一个重要规定，但只是纸面上的设想。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在分设各局以便于分区指导的原则下，中央仍保有与各省在工作上必要的报告和指导的关系，但一般的必须经过各局。”根据此项规定，苏区中央局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关向应前往苏区筹建中央局，但关因交通不畅，无法通过国民党占领区，无果而返，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再度派项英前来主持组建。
1931年1月15日，项英在中央苏区的小布正式根据六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决定，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仍在上海的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代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团中央1人连同周、项9人为委员，周、任、余在上海，毛泽东、朱德均在前线指挥战事，这样，这个由项英搭起的权力格局只有一个空架子，组织极不健全。同时，项根据中央决定，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毛泽东由此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出现直接的隶属关系，毛近4年独当一面的军事割据局面宣告结束。
六届四中全会一结束，王明中央也将政治触觉开始有重点地向苏区转移，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区中央局组织调整问题，决定在周恩来到任之前，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以上4人组成常委）、朱德、顾作霖以及苏区1人共同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代理书记职。
2月17日，即1931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决定在中革军委内下设总政治部，并兼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主任由毛泽东兼。
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来信、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并对“富田事变”作出决议，仍将其定性为内部矛盾，认为是无组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引起的，这一点与六届四中全会中央2月23日通过的《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通知内容格格不入，但项英他们并不知情。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对此再次作出决议，断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并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红军内以及红军外的一切指挥机关应格外注意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这也是项英被免职的重要原因。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会后，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林彪等去前方（周、彭、林均为新当选的委员）。
在此时，毛泽东提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留在中央苏区，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反对分兵退敌；先打弱敌，主攻富田王金钰、公秉藩部。经过1个多月的争论，终于得到项英、任弼时等的原则赞同。
5月23日，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正酣时，苏区中央局因总部留在永丰龙冈后防，不便于前线指挥，因此决定组成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这样，毛泽东又得以直接的军事全权来负责苏区的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