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风波
自李立三中央明令各“诸侯国”——苏区以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四军（后来发展为第一方面军）即是上海中央所注目的焦点。毛泽东所首创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方针及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一再成为中央批评、指责的首要对象。毛泽东由3年井冈山游击战争建立起来的权威与统帅地位受到了来自山外但却是党内最高层的挑战。
在这段近6年的艰苦卓绝的红军战争时期，毛泽东因其卓绝的军政天才、高超的领导艺术与创造性的思维，将中共革命方略带入了一个新天地，但又与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为主导的中央屡屡发生冲突，终致使毛一再遭受罢官的挫折、批判的窘境及复职的抗争，直至军事统帅地位的最终确立。
因“富田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苏区内发生动摇；苏区中央局的开进，毛泽东离开所熟悉的军职，被抛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线之外；反“罗明路线”的开展和病势转重，毛完全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无职无权的“闲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前期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经过努力与抗争，在遵义会议上重返军事领袖地位；初期接手指挥军事，为一些高级将领不理解、不赞成，林彪、王稼祥、刘少奇等对毛领导的怀疑在会理会议上和会后得到了解决，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中央红军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展示；草地会师，张国焘雄强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疲惫的红一方面军形成强烈反差，张顿起吞并之心，毛、张冲突骤起，最终毛泽东在陕北完成了红军的统一、整编，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完全暴露，也彻底破产。至此，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终于在历经10年千辛万险后树立了起来。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党、军核心地位已然确定，随着根据地的日益扩展，毛泽东等的威信也愈来愈高。
1930年2月6日，毛泽东在陂头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会上决定成立领导红四军、红五军和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毛泽东任书记，常委有毛泽东、曾山、刘士奇刘士奇（1902-1933），湖南岳阳人，学生出身，曾参加南昌暴动，任赣北特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候补执行委员、赣西特委书记，1929年5月，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派赵醒吾潜入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部，策动罗部起义；主持组建红六军，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后任共同（总）前敌委员会常委、赣西南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红二十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30年8月赣西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斥为“保守割据观念”受到批判，被撤销职务，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被留在中央机关学习和工作。1931年7月，受中共中央指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27军任军长，1933年被鄂豫皖省委诬以“畏缩逃跑”、“丢掉群众”等罪名错杀。刘士奇曾与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妹妹贺怡结婚，后贺怡与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结婚。、潘兴元，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
2月16日，共同前委发布第一号通告，要求对赣西南党进行整肃。“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并枪毙四大党官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这是井冈山苏区肃反的最早起源。随之，赣西南开展了“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的政治斗争，不久这场斗争又跟反AB团混在一起进行。到1930年10月，赣西南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因为被认作地主富农，而被开除党籍；另外有1000多人被认作AB团成员而被处决。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此时，正值“立三路线”处于峰顶时期，中央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明令朱、毛红军“应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攻占长沙、赣州等大中城市。为此，6月中下旬，毛泽东等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不久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由此，红军开始集中组织、集中指挥，进入由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战略转变的新阶段。
8月23日，为贯彻李立三中央关于统编红军、进攻长沙的指示，红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计5万余主力部队，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时，中共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这也是后来广泛称谓的“毛主席”的最早开始。
但自9月3日至12日，红一方面军两次强攻长沙，均未取得预期战果，最后主动撤出，毛泽东在17日报告中央称“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也不小”。
毛泽东未直接进攻长沙，被赣西南特委（后改成行委）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与中央（李立三中央）路线相违背，因此，赣西南特委屡次致信李立三主政的中央告状，大大加深了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与赣西南地方领导机关（赣西南行委）的矛盾。而且，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与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中存在积怨，对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怀有很深的戒心。这其中，有三件事加深了毛泽东的疑惧与警惕心理。一是1929年10月的宛希先事件。宛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部属，1929年1月，毛泽东率部撤离井冈山时，将宛留下出任湘赣边临时特委常委，留守井冈山，宛也是这个组织中唯一的外籍人。但宛因与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矛盾，最后被湘赣边特委率2000余人围捕杀害；二是1930年2月的袁文才、王佐事件。袁、王是毛泽东落脚井冈山的主要支持者，后得到毛的信任，其部队也是红四军主力之一。因袁、王是外籍，与土籍为主的湘赣边特委发生矛盾，特委书记朱昌偕率部围攻袁、王部，致使袁、王死难，部队溃散，使得毛泽东对湘赣边特委（后改称赣西南行委）深为怀疑，认为其已为恶势力控制；三是赣西南特委的第二次全体会议。1930年8月上旬，赣西南特委召开二全大会，批判毛泽东，贯彻李立三中央进攻路线，并打击毛泽东连襟刘士奇（时任特委书记），因此，毛泽东指派李韶九主持肃反，其主要标志就是是否参加“二全大会”。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2页。)
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七军工作报告》中总结“富田事变”时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并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党的文献》，1989年3期。
10月14日，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中共南方局转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10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罗坊会议，通过《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号召全面“清党”。12月3日，总前委发出《致省行委信》，严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即必须杀人，否则你们就是AB团，就会遭到法办；5日，总前委致信李韶九并转省行委，提出具体的“省行委AB团”，说：“异常严重的党内地主富农反叛已经形成了极普遍的现象，你们须下决心给他一个扑灭。为了要找得线索不可和前次破获特委机关一样将首要杀得太快了。本日据龙超清供称段良弼是省委机关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现在东韶即有我们去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要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外，再则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该信由两名红军战士直接送达，并由2人再带回来，不得转手任何人。
同时，在11月上旬，毛泽东指派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率1个连的部队来到赣西南中心地区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
李韶九到富田肃反，主要是针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李文林。
李文林当时也在当地大搞肃反，但因红军在攻克吉安城时，发现国民党军中有一张条子与李文林家属有关系，李立即被作为重要特嫌被总前委扣押，到12月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而逮捕。
李韶九一到富田即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示信告知中共江西省行委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和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陈正人，曾、陈均为毛泽东非常信任的地方干部。毛泽东在指示信中说：赣西南团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省行委代理秘书长李白芳，东路行委书记、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金万邦，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省行委财政部长周冕等都是AB团，均须免职监视，上述人员随即被监视审查。
接着，毛泽东总前委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到富田，协助李韶九肃反。李、古二人，随即将肃反重点转入红二十军，在该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等的帮助下，大肆捕人。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李韶九和古柏即在军队和地方开始滥捕滥杀，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据12月15日省行委发布的《紧急通告第九号》公布的记录看，其手段极为残酷。通告说：李韶九7日下午冲到富田，3时许，“命令全连士兵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如临大敌一般”，“李贼即率士兵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首先将良弼、白芳两同志捆绑，原四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同志也同时被捕，任心达同志也被捆，继又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周冕四同志也先后拘来一起禁闭，结果问他所为何事，李贼即以手枪向之”，“屋内枪声人语，非常惊人，机关中所有一切人员捕拿外概被软禁，士兵满屋搜索，一切文件被捣毁无余，经济财物被抢掠一空，为时已有数时之久，到深夜后……先后将所捕同志严刑拷打一夜。”
通告说明了严刑的具体使用，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以致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人人如此；段良弼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受刑过程，李韶九亲自用刑，与此类似，段实在受刑不过，就招供自己是AB团，李则步步紧逼，要求段不断咬人，只要有人“提名”，即被捉，即体无完肤。通告说：“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更骇人听闻的是，李白芳、马铭、周冕3人妻子闻信赶来看望，亦被作为AB团用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所有被捕的人在招与不招即分开押禁，用绳子捆手绑足，好像死了一样，不能细声说话转动，士兵守卫上刺刀实弹，向被捕同志瞄准。每日吃饭两顿没有饱，随便弄点剩饭菜，没有茶水。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105页。)
此次李韶九共抓捕4000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害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约为红一方面军和湘赣红军总数的1／10以上，其中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亦被捕。
当李韶九捕到一四七团政委刘敌时，因与刘敌是湖南嘉禾的同乡，李就提前告知刘，要刘自己想想，免受皮肉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