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生，其弟曾希圣是八大中委、安徽省委书记。黄埔四期生，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事部工作，曾任南京市委书记，策划李立三中央的南京兵暴。1930年6月，调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后屡降职，为独立第一师师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所著《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文章，是红军时期最著名、最具实效的军事著作。死时年仅35岁。1989年11月，被中央军委追认为33名军事家之一。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大规模肃反，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使四方面军将领文化素质极大的下降，军以下干部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文盲的盛行，大大限制了这些干部的成长。
关于张国焘的肃反罪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有深刻的批评：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志，保人，说我刚来鄂豫皖边时廖荣坤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张国焘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对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多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萧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精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有了缺点和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势必搞扩大化。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认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法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谥了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2页。)
就在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在红四方面军残酷肃反时，被王明中央指派到湘鄂西根据地去组建中央分局的夏曦，也在红三军进行坚决的肃反，“毫不逊色”于张国焘，也使得湘鄂西苏区成为王明“左”倾错误严重残害的重灾区。
夏曦，大革命失败后留学苏联，成为王明的忠实追随者之一，1931年被指定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当时，湘鄂西根据地主力红军为红三军，由湘鄂边割据区域各支游击队发展而来，曾于1930年7月改称红二军团，军长贺龙，政委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并成立7人前委，统一指挥军事。下辖七、八、九，教导第一、第二5个师。七师，师长由孙德清兼，政委李剑如，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赵炎，下辖第19、第20、第21共3个团；8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参谋长张应南，政治部主任傅光夏，下辖第22、第23、第24共3个团；9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参谋长胡悌，政治部主任刘鸣先；教导第一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参谋长董朗，政治部主任陈奇谟；领导第二师，师长黄大鹏，政委涂中美，副师长胡云本，政治部主任潘北林，红军总兵力约为10000人。
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大搞肃反，主要依赖人物是其同乡、亲戚江奇。江奇在“马日事变”时被何键抓住当了叛徒，在夏来洪湖时由夏带来，并被指定为湘鄂西省保卫局长。
夏曦共在根据地进行5次大规模肃反，被肃杀的主要将领有：
万涛，四川黔江人，土家族，1904年生，曾任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湘鄂西特委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三军政委等职，是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周小康，1929年由中共中央指派来湘鄂西。曾任鄂西特委委员、湘鄂西特委常委、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等职。
孙德清，安徽寿县人，1904年生，黄埔一期生。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任第25师第75团团长。1929年由中央指派到洪湖地区组建红六军，任军长。后任二军团参谋长、二军军长、三军参谋长兼七师师长，是湘鄂西红军、根据地主要缔造者之一。
柳直荀，湖南长沙人，1898年生，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新民学会会员，长期在湖南从事农运工作。1930年以中央军委、长江局特派员身份到洪湖根据地做巡视工作。后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六军政委、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段玉林，湖北石首人，参加过南昌起义。曾任鄂西游击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二纵队纵队长、洪湖苏区江后军总指挥、红三军八师师长等要职。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黄埔军校毕业，参加领导鄂中年关暴动，是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后历任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军政委、军长、九师师长等职。
王炳南，湖南桑植人，早年随贺龙外出当兵，一直随贺行动。曾任四军第一大队长、二军团四师师长、三军教导第一师师长、湘鄂边独立团团长、湘鄂边独立师师长等职。
宋盘铭，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主席团成员、湘鄂西省共青团书记、九军政委等职。
盛联解，任第25团政委、3军7师政委等职。
其余还有：红三军7师师长叶光吉；红三军8师参谋长胡慎己；红三军8师24四团政委苏继汉；红三军7师参谋长赵奇；……
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与张国焘一样，均得到了博古中央的坚定支持，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关向应、鲁易等人，都是夏政策的支持者。关于夏的肃反，贺龙曾对薄一波谈了看法，薄回忆说：
这是一次我问他（指贺龙——引者）在湘鄂西的斗争情形时谈起的。他说：在苏区“肃反”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在夏曦的指挥下，前后进行了四次“肃反”。许多同志被扣上“改组派”、“反国际”、“反革命”的帽子，惨遭杀害。其中师以上的干部就有万涛、柳光明、段德昌等十余人。明明知道他们都是好同志，但就是救不了他们的命。当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杀害段德昌同志时，我实在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同他激烈争论，可还是无济于事。段德昌同志被害时，他望着我失声痛骂，并高声喊道：“贺胡子，我不反对你，我只反对夏曦！你不要忘记洪湖人民，一定要打回洪湖去。”这个血的教训，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刘秉荣：《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54页。)
后来，红三军在洪湖已无法立足，被迫转移，重新改编成红二军团开始长征，到1934年10月，任弼时到后，夏曦独断专横的领导才被打破。二、六军团会师后，夏的领导职务被撤销，由于毛泽东力保，才未被愤怒的将士打死，改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4月，在贵州毕节，夏落水身亡。
随夏曦大肆迫害红三军将士的省委委员刘士杰，企图叛变投敌被枪毙，江奇、陈洪时则都当了叛徒，可谓对极“左”派的绝妙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