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四军肃反的恶果，徐深吉（时为红二十五军218团团长）回忆说：
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逮了200余人。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元，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红军中的一批创造者都被杀害得差不多所余无几了。刘秉荣：《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39~740页。)
在张国焘、陈昌浩主持红四军肃反时，周纯全为局长的鄂豫皖省保卫局则主持地方的肃反，使根据地红色区域一片肃杀，农村政权领导人基本上被清洗净尽。
1931年11月7日，即苏俄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下辖4、25两军，共4师兵力，原四军军部扩大为方面军总部。四军保留番号，首长由方面军首长兼，下辖10、11、12师，由方面军直接指挥。10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参谋主任吴展，政治部主任梅光荣，下辖28团，团长先后为曾庆息、汪烈山、潘和瑜，政委为戴克敏、吴先楚；29团，团长查子清、（后）曾庆息，政委曾传六；30团，团长王宏坤、（后）王振业、汪烈山，政委詹才芳。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政治部主任舒竞舒，下辖31团，团长赵次吾，（后）李德堂，政委贺德斋；32团，团长林维权，政委梅光荣，（后）张广才、甘近济；33团，团长吴云山，政委李先念，（后）徐学万。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参谋长郭炳，政治部主任张世海。下辖三十四团，团长郑志芳，（后）许世友，政委袁克服，（后）贺德斋、韩继祖；35团，团长高绍先，（后）王学礼，政委梅宏华；36团，团长徐海东，（后）余天云，政委徐远祥。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下辖73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
尽管红四方面军取得了黄安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张国焘推行极“左”政策，根据地民穷财尽，且以正面强攻的阵地战方略与敌决战，终使敌强我弱的形势未能扭转，1932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外移，挺进豫西、川陕，终致鼎盛一时的鄂豫皖苏区丢失，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又在川北开辟川陕根据地，在反川军“六路围攻”作战胜利后，基本站稳脚跟。
在张国焘率部作战失利、撤离苏区时，留守根据地的为几个游击队武装，后重建为第25、第28军。第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郭述申，下辖第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第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随即又将第28军编制撤销，编为第25军第73师，由沈泽民（鄂豫皖省委书记）、吴焕先主持肃反。据徐海东回忆：“二十五军肃反问题吴焕先要负主要责任。当时吴负责七十三师肃反，七十四师是戴季英，七十五师是高敬亭。他们对我有怀疑。他们三人是分工的，我看肃反有宗派、扩大化。”刘秉荣：《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69页。)
这次被肃杀的主要将领有原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温玉成等，二十五军在不到5个月时间内，由于肃反，竟由12000人锐减到6000人，下降达50%。徐海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鄂豫皖省委和二十五军重要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仍受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坚持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还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由戴季英主持，把七十四师三二○团49名连以上干部全部杀害。
第二次是1933年3月，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分别到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进行大规模肃反。七十三师被捕的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二十七团团长王正进、二十九团团长胡英荣，全师共逮捕3000余人。七十五师逮捕了1000多人，也把党组织解散了。全区共逮捕了3900多人，杀害了2500多人。其余名曰自首分子，罚做苦工、伙夫。
第三次是1934年农历四月上旬，省委和军委主要领导人说原二十五军（指1933年阴历九月上旬徐海东和郭述申在皖西苏区领导成立的部队——引者）未经整顿，没有肃反，政治不纯。从此开始肃反，先后把原二十五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起来，除少数幸免外，全部被杀害。这次被杀的还有二十八军政委江求顺。
第四次肃反是1934年农历八月，高敬亭一到皖西就大搞肃反，游击司令员吴保才、赤南特委书记高升义、赤南道委书记吴道芬、一路游击司令朱书金、二路游击司令杜昌甫、赤南保卫局长曾昭瑞等负责同志都先后被杀害。同①，第776页。)
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军事政策导致鄂豫皖苏区的丢失，引起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严重不满，纷纷起而批评，张国焘在忍耐一段时间后，随着红军的主力西移、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又于1932年年底、1933年5月以反对托陈取消派为名，再开杀戒，在四方面军再次开展大肃反运动，被肃杀的主要将领有：
陈奇，湖南桂东人，1906年生，黄埔军校毕业，历任十五军政委、四军十师政委、红四方面军十师师长等职。
戴克敏，湖北黄安人，1906年生，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任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第7军党代表、第11军第31师党代表，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缔造者、重要领袖之一。后历任一军一师政委、四方面军第75师政委等职。
徐朋人，湖北黄安人，1903年生，黄麻起义的参与者之一，曾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鄂东北特委、鄂豫边特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等职。参加过六届四中全会，因反对王明派别，被指责为右派，后又被张国焘开除出党，调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税务局长。
王秀松，湖北黄安人，1902年生，黄麻起义的参与者之一，任黄安县农民政府委员。后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东北特委委员等职。1930年春，调任四军团政委，后曾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郑行瑞，湖北黄安人，1893年生，曾任第11军第31师经理处主任、鄂豫边革委会执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鄂豫皖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军政学校第四分校副校长。
焦福兴，湖北黄安人，曾任鄂豫边革委会委员、孝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县委书记、县独立团政委等职，1931年年底任鄂豫皖红军独立第一师政委。
吴永达，湖北黄安人，曾任黄安县游击队长、安南县独立团团长、鄂豫皖红军独立第一师副师长。
余笃三，湖北人，1899年生，1930年受中共中央委派与曾中生等到鄂豫皖根据地任四军政委，后历任四军第11师政委、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等职，是转战川陕、反对张国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旷继勋，贵州思南人，1895年生，早年入川军，系川军名将，曾为川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旅长，1929年率该部起义，编为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兵败后由中央指派到湖北荆州、当阳从事兵运工作，组建洪湖红军第6军，任军长。1930年12月受中央委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任四军军长，后历任第13师师长、第25军军长、第12师师长、第10师代理师长等职，旷是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之一，在部队中深孚众望，但屡受张国焘的打击、迫害。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张国焘指使旷利用与四川军阀杨森的关系，写信谋求互不侵犯，但张转而抓住旷信的言辞，诬旷勾结杨森，欲叛红军，并以此为据，将旷逮捕，秘密杀害。关于旷被害经过，时在军中的萧永正回忆说：“我记得部队到（通江）洪口时候，旷继勋同志长须垢面，形同犯人一样走在队伍后面，可是，离开洪口的时候就不见旷继勋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因为，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和旷继勋同志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几个春秋，所以我惦念着这位勇敢无私的指挥员，我总设法探听他的下落。后来才听说，就是在洪口那个地方，一个月黑之夜，张国焘密令他手下的人，用绳子将旷继勋同志勒死，弃尸野外。”
舒玉章，日本士官学校、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1933年8月，四方面军重要将领、鄂豫皖红军创始人之一的曾中生被张国焘被捕，此前曾因对张的“左”倾政策多有不满，屡遭贬职。曾被捕后，一直被捆绑着行军，到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前夕，张因憎恨曾写信向中共中央告发，要求中共中央为其平反，命令亲信黄超将曾带到卓克基一片密林里用绳将曾活活勒死，并将尸体扔进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