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虽仍不能起床，但病况业已好转。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集在我病榻之前，举行紧急会议。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钟圣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荐曾钟圣许继盛（许继慎——引者）等人担任要职，以致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钟圣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我们一致赞成蔡申熙的主张。陈昌浩和其他委员，建议派蔡申熙去接任红四军军政治委员，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蔡则以体力不逮为理由辞谢，并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我表示完全接纳蔡申熙的意见，并说党代表大会曾批评了曾钟圣和许继盛等，但因他们表示悔改，仍任要职，党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并不贸然采取惩罚的态度是对的。蔡申熙爱护那些老同志，也是应有的态度，而且他曾屡次函劝曾许等，放弃成见，遵守新集的决定，是以蔡同志毋庸引咎。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68页。)
导致整肃的直接导火索是先前被伏捕的国民党师长岳维峻事件的发生。曾中生曾利用其地位，向岳妻提出送物资与红军交换人质；后许继慎又收到国民党大员、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的策反信，曾诈称许已与敌勾结，策反人员由徐向前、曾中生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敌之反间计，并报告后方中央。张国焘即利用这一公案，决定先拿不听话的许继慎等开刀，将对其有“不敬”言辞的将领逐个消灭。
1931年11月，陈昌浩由后方来到军队前线，主持四军肃反，随即张国焘赶到四军休整集结地河南光山县白雀园，第一次骇人听闻的“肃反”浪潮开始了。陈昌浩曾这样报告破获“反革命计划”的经过：
在新集开第二次会时，姜镜堂、许继慎、周维炯用大的力量提议截断长江，当时曾中生（立三路线）极端赞成，结果做了这样的决议案。南下是他们最痛快的整个断送红军的机会，当着攻下英山的时候，第一天蒋介石就派有两个全权代表钟俊、钟梅桥来勾结许继慎等，许他们为暂编第十四军军长，萧方、周维炯都是师长，并许大洋三十万元，准备将英勇武装同志牺牲流血换来的红四军拖到武穴去消灭，去缴枪，扯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红军攻下英山后，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全体动员，主张与拥护曾中生去占据武穴的计划，在熊受暄公馆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要改变行动到武穴去，同时许继慎立即派钟俊到汉口去见老蒋去接洽一切。老早武穴有三只大兵舰送洋钱等候，并准备徐、夏军队夹击。许继慎等又由黄、广方面找了两个改组派装着地方农民来接头，说那地方如何如何。决定到武穴改变中央分局对四军的计划。曾中生由英山来信说：蕲、黄、广组织派了很多负责人去接头，要求四军去武穴，这些代表就是改组派派来的。蒋介石派的钟俊，他们不说出真名，说他是钟蜀吾，出一个假布告说钟蜀吾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现已执行枪毙。其实老许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还有一个钟梅桥是钟俊之弟，在十二师政治部住三十一天，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出来的介绍信，并在罗田方面办了一个交通站，时常与夏斗寅、郑其玉的代表接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
这次肃杀的知名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说：
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萧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李荣桂，安徽寿县人，芜湖公立职业学校毕业，曾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宁汉合流后，到国民党33军作兵运工作，1929年6月与徐向前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边割据区域任红一军31师党代表，后历任红一军一师政委（师长徐向前）、红一军军委书记、红四军10师政委等职。李被捕后，陈昌浩连夜动用酷刑，并假以“革命”名义诱骗口供，终使李按张国焘、陈昌浩意图招出许继慎等人，张国焘在11月25日报告中央《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中称：“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四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安徽六安人，1901年生，黄埔一期高材生，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营长、第25师73团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春被派往鄂豫皖边界地区，历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师师长、红四军十二师师长兼中共皖西北特委军委主席等要职。许是红四军、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历任四军主力部队的高级将领，但因他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锋芒毕露、风流倜傥的个性，一直受到中共中央的秘密监视，不能得到信任。
许被捕后，张国焘利用伪造的口供炮制出四军反共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许为主席，委员有许、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萧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等高级将领，这些人悉数被捕。许在被捕后，张国焘动用各种酷刑，曾用马将许狂奔拖至昏死，最后许被秘密勒死，时年30岁。
周维炯，河南商城人，1908年生，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底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5月领导商南暴动，组织红32师，任师长，是红四方面军起家部队之一，后历任红一军三师师长、二师师长，红四军十一师副师长、师长等职。是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军事将领。周死时年仅23岁。关于许继慎、周维炯屈死情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关于许、周被捕杀，徐也有回忆说：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都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第154~155页。)
姜镜堂，湖北英山人，1902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黄埔三期生，大革命失败后，回英山领导工农运动，曾任英山县委书记。后历任33师政治部主任、1军3师政委、4军12师政委、皖区分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等职。
熊受暄，湖北英山人，黄埔三期生，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后留学苏联，1930年到鄂豫皖边地区任军职，历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秘书长、红四军12师政治部主任。
萧方，湖北罗田人，黄埔学校毕业，1929年商南暴动领导人之一，任起义军副总指挥，编组部队后任红第33师第98团团长。后历任红一军三师副师长、皖西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师长、红四军第12师副师长兼第34团团长。
曹学楷，湖北黄安人，黄麻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任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是黄陂木兰山剩存72人之一。后历任红十一军第31师参谋长、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四军第11师政治部主任和第13师政委等职，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
舒传贤，安徽霍山人，曾赴日本长期留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返皖任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工委书记。是六（安）霍（山）起义总指挥，1931年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是鄂豫皖苏区皖西根据地开创者之一。
此次被肃杀的领导人还有：军委秘书长陈翰香；12师政委吴精赤；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10师参谋主任范陀……
其他一般将士，地方领导人及平民，杀害者已无名可考，据陈昌浩自己的回忆，在1931年9月13日至11月22日仅两个多月时间，在红四军先后逮捕、杀害排以上干部即有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实际上远超此数。陈昌浩在当时对彭杨学校（四军政教育机关）所作的关于肃反报告中说：
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的发展，同志们都知道了他们来的已有很久的历史。因此他就大肆发展他们的组织，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萧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主席许继慎，是他们九人领袖。再在下面各级团营连发展组织，但如果下面破坏了，很难找到上面关系。我们再举个例子你们看，周维炯是个英雄，他完全是拿共产党的招牌，来替他们打天下，他曾经杀了两个党代表，赶走了中央巡视员，是郭述申、刘英两个同志。他老早就在商城有了AB团的组织，因此，改组派又有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商光路叶集、黎集南下时，更大肆活动，现在从整个肃清改逆中，从四军到十一师、十师、十二师、十三师，就可以看出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两个师长许继慎和周维炯，一个师政委庞永俊，八个团长：潘皈佛、吴云山、高建斗、王泽先、王明、萧方、魏孟贤、曹光南。五个团政委：封俊、江子英、袁皋甫、吴荆赤、刘性成。还有廿五个团以上的营长，三分之二的连指导员，三分之一的排长。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例如皖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姜镜堂、皖西北四个县委书记都是富农分子。几个党团特委委员都是地富成分。蕲黄广的组织大半都是这样。这证明蒋介石、汪精卫进攻赤区和红军的企图和反革命组织的庞大。这证明过去红四军简直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而红军中主要负责人曾中生竟置若罔闻，还向分局报告说红军健全。这次共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这一千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中计算起来大半是地主、富农、流氓、地痞、青红帮、国民党侦探、黄埔学生、哗变俘虏士兵及开除CPCY分子。在这些分子内部，工农分子不到一百人，并且还是一些富农、司务长。这一千反革命分子里面，有七百多共产党员，同时，可以看出乡土观念、地方观念、感情观念的大结合，如商城、六霍乡、黄麻这边的士兵较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