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王明赴武汉，率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12月23日，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两组织合并，对外称前者，对内称后者，其工作范围包括湖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新四军的工作。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为委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副之，并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但中央政治局耐人寻味的是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既不肯定也未否认。很快，王明在武汉远离毛泽东等的情况下，显现出企图独当一面、重温领袖梦的本性来，一再在公开场合和在与国民党高层代表的谈判中，发表与中央不相一致的言论，特别是越权以中央名义公开发布文告、批示党内指示，竟然凌驾于中央之上，有以长江局代替中央政治局的妄图。
在此情况下，由于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背景，由于国内抗战形势的空前紧张和国民党一度积极抗战，由于党内对毛泽东游击战术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王明的意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党内上层占据了主导地位，毛泽东自己就曾感慨地说，他的意见出不了他的窑洞。
为了全面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批判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领导，王明在1938年2月又数电中央，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去年十二月会议已经讨论的议题，这引起毛泽东等的不快和警惕。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周恩来、陈云、康生、任弼时、凯丰等8人召开会议。会上，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长篇发言，继续坚持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主张。对保卫大武汉、军事统一及游击战诸紧要问题都与毛泽东意见相左。28日，毛泽东单就军事问题作了发言，说：
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有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毛泽东在会上还对王明的工作去留表示，应让王明留在延安，不能再到武汉去，实际上是要王明不能在外界无组织、无纪律地发表意见，将与中央不同主张公开，但为王明等反对。最后，会议进行表决，以5票赞成3票反对否决了毛的提议，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但王明后来并未执行，直到8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文献与研究》1987年1期。)
会议还决定，派遣支持毛泽东的任弼时前往苏联，与王稼祥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汇报、解释中共的政策、方针，尤其是毛泽东与王明的争论，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任弼时此行对毛泽东与王明争论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般认为，王明在武汉的下列作为，在组织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参见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3期。)
1938年1月28日，王明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
2月10日，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同意下，擅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由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事后，在致电中央书记处电报中说：“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2月多次打电报给中央，向中央施加压力，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中出现新的严重问题。
当时博古曾对陈云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当林伯渠向王明提出，发表文章时“应与中央商量”，王明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王渔主编：《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3月21日，王明重回武汉后，未经中央同意，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送交国民党中央，然后再报告中共中央，引起中共中央极大的不快。王明此提议就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关、动员和组织民众等问题提出意见，且有过分迁就国民党、过于讲究合法与服从的右倾偏向，因而25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的报告后，立即重新起草一份《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对“王明提议”附加8条意见，重点要求国民党改善民主、民生。但王明收到此电后，却隐而不发，直到4月1日国民党临时大会闭幕后才提交。
4月23日，王明主持领导下在武汉出版的中共刊物《群众》杂志登载王明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长篇文章，将3月会议与中共中央的原则争论公诸于世。
王明对毛泽东持久战的观点不以为然，要求集中全力保证北方锁钥、西北门户和武汉屏障的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免于被敌盘踞，使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武汉免于被敌占领，这就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
王明文章还对毛泽东提出的主要为山地游击战的指示大弹反调，明确提出：必须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必须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扼守几个重要支点，阻止敌军前进深入；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建立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必须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群众运动和群众工作，王明提出“应以合法、统一和互助作为原则”。
因此，王明此文的根本宗旨是对毛泽东等自洛川会议后规定的中共政治、军事战略均予以完全的否定和修正，提出一条由共产国际而来的反对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听命于国民党的路线，这一点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
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行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请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希望会议在武汉举行。“这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满和担忧。六届六中全会上制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主要是针对王明的。”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3期。
王明与毛泽东另一个重要争执，就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论持久战》受到王明的阻挠发表。
5月底和6月初，毛泽东针对党内外的争论，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并整理成文，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军队的基本方略，断言，中国抗战将是持久的，而最后胜利终将属于中国，并将中国持久抗战归纳为3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时期。而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战争转折的枢纽。在敌之进攻和成之防御阶段，我之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个阶段中，则是战略的反攻战。并明确指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7月上旬，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长江局，要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转载，但王明等以文章太长予以拒绝，后中央再次电告须分期刊登，亦被王明所婉拒，因同样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在1941年10月延安进行整风整党运动时，毛泽东为此批评王明，王明辩解说：“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
实际上，王明主要是以坚持速胜论的观点来反对持久战论点的。这一点王明在本年夏写的一首《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的诗中有明确的反映，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转引自《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页。)
在注解第三句时，标明是“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王明在晚年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对这段过节有下面的回忆：“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在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此外，我还请求在武汉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关于我们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吩咐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登此文。”
毛泽东、洛甫等镇守的中共中央对王明的独树一帜、另立分店的做法做了多次有分寸的批评，主要是考虑到王明的国际背景。关于王明的脱离中央的“独立自主”，时仍在延安的李德在回忆录《中国记事》中说：
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引者）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中央内部的斗争，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回忆说：
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并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上一律照登。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胡乔木也说：“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共产国际“反戈一击”
真正解决王明的右倾路线错误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而召开此次会议的契机则是任弼时去苏汇报和王稼祥自苏归国。任弼时到苏联后，多次拜会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认真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内部分歧的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逐步转向，开始支持毛泽东，承认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现存的既成事实。
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中共应当保持相对独立性，“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要求中共继续用一切力量，“在日军后方组织游击队及游击区域”。
7月6日，在中国抗战正式全国爆发1周年之际，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登出毛泽东、朱德的照片，这在报纸为党的最重要公开喉舌与耳目的苏联，其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