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反“罗明路线”斗争冲击的地方主要领导人有：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罗明，该省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工委常委刘晓，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此5人是福建的所谓代表人物；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东弟弟毛泽覃，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省苏维埃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古柏，其中谢、古二人均作过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他们4人被指斥为“江西罗明路线”。在后来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而被留守在中央苏区“游击”，大都遇难身亡。
博古为首的中央局在组织上大力清洗不忠实于甚至是不赞成他们的干部；在军事上依靠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苏军情报人员李德，进行教条主义的指挥；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路线，推行过“左”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将惩办主义、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发展到极致，导致中央苏区日趋萎缩，也使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全面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从革命失利的反面凸显了出来。
而这段时间，名为主持地方工作的毛泽东，一方面政治上承受着强大的“左”倾压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从事他并不喜欢的查田、扩红等地方工作，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处于一种“赋闲”状态。毛泽东此两年多时间所作的古体诗词，也没有以前及后来的那种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英雄得意气概，而更多了些春华秋月、江山锦绣的田园韵味。
1934年1月中旬，博古、洛甫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顶峰。会议仍然认为国内外形势虽十分紧迫，但“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苏维埃运动之茁长、胜利与成功，他的力量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强与雄大。”强调党内“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会议缺席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列12位中的倒数第二位，博古仍为临时中央总负责。
但是随着长达1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已是日渐严重，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也开始出现裂痕，张闻天、王稼祥等核心成员开始分化，他们与毛泽东也渐渐熟悉、知心起来。
毛泽东复职
毛泽东恢复军职的最重要客观条件是中央红军的大失败，被迫退出耕耘六七年的根据地，在战略转移时蜗牛式大搬家又使红军迭遭重挫，中央红军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便在总退却、大挫败的严峻时刻，在遵义会议上被众人推选出来，力挽狂澜。
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4人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会），即当时中央最主要负责集团，到1934年5月，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又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后就成为中央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这时，博古与张闻天、王稼祥的矛盾出现尖锐、公开的趋势，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张已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与毛泽东一样对博古的领导有抑郁、愤懑之情。感情相同，就使张、毛坐到了一起。
10月上旬，三人团在转移出发前，决定将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指挥、监督战事，毛泽东闻讯后，对将与自己已有默契与共同语言的张闻天、王稼祥分散表示不同意见，提议3人编在一起，时毛患严重疟疾，卧床休息，王稼祥因枪伤也坐担架行动，三人团通过了毛的建议。这样，毛、张、王同编在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与主力红军一同行动。三人都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严重不满，经常在一起讨论分析，观点逐渐接近起来，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在经历湘江惨败，中央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的严酷事实面前，李德、博古的信誉已一败涂地，毛泽东沿途提出的军事建议再次被摆上桌面，在王稼祥等的据理力争下，毛泽东又开始走上恢复军事领导的轨道。
毛泽东重开权力之门，是在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领导人通道紧急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反对李德、博古的突围会合二、六军团的主张，提出进军贵州，得到早有预闻的张闻天、王稼祥的坚决支持，也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当晚，中革军委发布红军入黔的命令，紧接着，在14日召开的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德、博古的建议再次遭到挫败。
同时，在第一线的红军将领中，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等也开始由敢怒不敢言发展到起而抗争，明确表示要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因此到1935年年初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前，毛泽东复职已是呼声很高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解决当前最为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主要参加者几乎包括了当时长征中最重要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在这次为期3天的对后来中共党史以巨大影响的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与会代表除博古、李德、凯丰反对外，毛泽东得到了几乎全部的赞同。
会议在经过激烈的斗争后，决定毛泽东补选为中央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取消三人团，实际上撤销了错误严重的博古的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8日，在遵义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决定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毛又重新回到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签发命令，在前线设前敌司令部，以加强和统一作战，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实际上是将前方指挥权力灵活地交给了毛泽东，成为“前敌总指挥”，但毛马上又在争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战斗”中，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方式失去了此职。
12日，在张闻天的坚定支持下，中央政治局再次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负责军事，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