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后方中央局复电，仍强调原定计划的实行，说：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对于要求到前方开会的问题，复电表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当日，前方中央局周、毛、朱、王联名再电，对攻打乐安吴奇伟师表示不同意见，说：“乐安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部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同时仍然坚持认为中央局全体会议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并提议，毛泽东、朱德又分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司令名义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国民党军队正在筹划的第四次“围剿”作了准确的预测、对红军当前的战略部署及将来决战的战场地区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假设。
训令指出：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22军以南村为中心。
毛、朱此训令实际上也是后来第四次反“围剿”的基本战争规划，充分反映了毛的军事天才，这也是在毛打倒后，为什么说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的影响下开展的主要原因。但该训令却使后方中央局大为光火，首先，朱、毛以准备来消极对抗他们的“积极进攻路线”，不能容忍；其次，6月21日，在中共临时中央曾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敌军主要的进攻方向将是在吉安樟树之间，而“训令”则肯定敌进攻主战场是在乐、宜、丰方向，这又与中央指示背道而驰。鉴于此，后方中央局断然决定马上在前方召开会议并报告临时中央，解决毛泽东的问题。
29日，后方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指责朱、毛26日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说，“中央局决定暂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次日，苏区中央局单电周恩来：“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方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个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与此同时，周、毛、朱、王亦联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重申原定军事计划，但在10月6日，临时中央局常委会讨论时，却指责毛泽东等分散准备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苏区中央局应对毛泽东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提出估计到毛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指示上述事宜。
这样，原想取得中央支持的毛泽东，却被后方中央局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10月上旬，名为总结本年自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工作、实为针对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县境举行，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者有前方的周、毛、朱、王和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因有中央的指示，任弼时等完全控制了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30页。)。将主要矛头指向毛泽东。后方中央局成员不顾毛泽东的辩解和周恩来的解释，指责前方同志表现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将红军攻赣州未克归罪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将毛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斥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在发言中一方面检讨了前方成员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又对后方成员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表示不满，并对突然调动毛泽东的工作，当即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让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周提出两种办法供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以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一定要毛离开前线回后方，因周坚持，周的第一方案为会议接受，即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
然而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周的第一方案，在会议结束后，即提出请病假回后方治病，中央局亦当即批准，“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样，毛的军事职务、与军队的联系便完全取消。本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出任此职。到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止，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再未在军中任职，此次苏区中央局的斗争是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在1943年11月整风运动中，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党史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说：
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泽东为中央局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在苏区党代会前，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心思想是批评中央苏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因此，在苏区党代会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气”，从而提出正规化；在政权上是“过于包办”。后来，临时中央又推行“进攻路线”、“夺取大城市”、“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方针，故乃有休整与积极进攻的争论，毛泽东不同意打吉安、抚州、赣州等大城市及主张开辟闽浙赣是孤立的。后来有宁都会议的争论。自己在会上积极主张伸出击敌，支持周恩来须有权力领导前方军事，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304页。)
任弼时还说，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他们认为我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自己不赞成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对我发表的《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有不同意见，与博古等人工作不合手，而被派到湘赣去工作。在湘赣，一般说是执行博古等人的路线的，但没有全部贯彻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否则肃反中湘赣的一些主要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张子意等有被肃去的可能，这就引起临时中央对湘赣的不满，招致后来对我的处罚。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此期间，10月6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问题。博古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必须与其倾向作积极的斗争，考虑到毛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斗争中可以不一定点出毛泽东的名字。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由此，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周恩来代理，毛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认为这是突然袭击，是缺席审判，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日、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对毛泽东的批判还在升级。毛泽东被迫靠边，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状态，以修养身体为主，直至长征的开始。
长征红军大挫败
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奇迹般地取得较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博古中央的“自信心”，以革命形势高潮的估计，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在军事上企图与即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作决战，以快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3年6月上旬，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整编，红一军团辖一、二、三师，红三军团辖四、五、六师，红五军团辖13、第14师。
7月1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命令，以红三军团（缺第六师）为主，包括在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团的宁（化）清（流）归（化）军分区各地方部队，东出福建，再回师赣东北，8月间在抚州地区与方面军总部会合，形成对赣敌的夹击，此作战计划遭到周恩来、朱德等前线将领的反对，但博古、李德等仍坚持入闽作战；同时以林彪一军团组成的中央军在宜丰、东安、永丰地区游击、筹粮。
但“分离作战”与“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战术未取到预期效果，“结果是一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疲劳”（毛泽东语），未能乘蒋介石国民党军还未集结之时机，充分准备反“围剿”。
同时，主持中央红军反“围剿”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制定出“正规军事作战”的“新原则”，认为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要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提出不要被敌之气势汹汹吓倒，要敢于和敌人打阵地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此即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总体战略方针。
10月，喘息初定的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集各进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布置战略战术，蒋介石训示：战略方面，取严密封锁，发展交通，稳扎稳打政策，先为不可胜，以待胜之可胜；战术方面规定11条：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以迂为直（曲线行动）、独立作战、全力作战、注重工事、就地固守、纵深配备、游动配备、六项要务（侦探、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测）；在战术上多取守势，须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必取攻势，须以动制静，以攻为守。并规定各部队“行动纲领”为：
凡我进剿部队，剿匪要领，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我军只要先有目的地，向之前进；第一步求能占领目的地，使匪不得不来争为最大任务。且由我集中之根据地与目的地之距离，应划分数段，亦应指定其纵横。各个目的地，将其前后左右之地形（横的方面尤为重要），由各主管长官明示参谋处，使其将各段阵地，预先研究清楚，准备与之随地决战。但对我军前进道路之两侧，即横的方面三四十里以内各要点，均须预先选定据点，构筑碉堡，掩护我军前进之安全。而此横的三四十里以外之地区，应由各横据点部队，尽量向外游击与搜索，勿使匪有可乘侧击之机。如此则横的各目的地之据点，能稳固镇守，使我主力能如期占领最后目的地，为唯一主旨。匪纵狡诈，亦无不灭矣。再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