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0页。)
17日，会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此次会议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整个抗战时期只是一个口号，但会中提出的许多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却是贯穿了8年抗战，在国共合作、联蒋抗日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战略重心的适时转移，表明中共领导核心的成熟，而这也是毛泽东政治领袖地位确立的最重要条件。
理论上的准备还需实践的检验，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突发，给中共施展这种大战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捉蒋逼蒋抗日的义举，大大出乎蒋介石、毛泽东及斯大林的意外。斯大林从苏联利益出发，对张、杨的举措大加指责，但共产国际电文却因电码错乱几次都没准时译出，这给中共中央处理事变留下了充足的余地，也留下了不小的困难。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估价了张学良、杨虎城及蒋介石和日本法西斯等多派政治力量，果断作出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使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1937年8月22日，在卢沟桥抗日烽火迷漫全国、全国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潮的时刻，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政治任务、军事和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说：中国的抗战存在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些文件均以毛泽东讲话为核心或为毛泽东直接起草，它提出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纲领和基本政策，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长征过后，由瓦窑堡会议，中经西安事变，到洛川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策略的转变，表明这一代中共中央已在政治、思想上成熟，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历史所逐渐证明。
就在国内抗日形势如火如荼、中共高层日渐成熟之际，在红军时期中共处境最为危险艰难的时刻居在苏联的王明，却志得意满、兴高采烈地回到延安来了。
王明在长达6年的留苏生活中，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而在此次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仅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很显然，从中共隶属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看，毛泽东还是王明的下级。
更何况，临行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均接见了王明，向王明转达了他们对中共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均作了明确的指示。
因此，王明是身揣“国际”这把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陈云、康生乘飞机自新疆抵达延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党军政要均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更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蒋奉峰：《在毛主席周围》，转引自刘俊民《试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王明在后来曾写诗记述这一“盛况”《七绝·不胜今昔之感（离上海到延安）》，云：
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
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但王明这位“国际神仙”并没有让延安高兴多久，他将从苏联带回来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马上倾注到中共方针、政策中，迫不及待地从批评洛川会议入手，立即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王明此时的意气神态，时在延安的张国焘在其后著《我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描述：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59页。)
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首先由王明作长篇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根据后来王明的言论发展，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肯定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反对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味的牺牲”；二是反对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游击战，主张正规战，提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并特别强调来自国际的指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实际上就对洛川会议以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决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1日、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言，对王明的报告提出反批评，一再强调中共必须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模范、领导作用，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关于战役战术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又作了充分的解释，说：
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但是，王明的意见占了上风，一些与会人员主动对照王明意见做了检讨。所以，后来毛泽东说：“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在此次会议上，王明没和任何人商量，私自提出一张16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主要是将国内的有关领导人位置做重新变动，企图取张闻天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与毛泽东党、军分掌，但遭到与会者的抵制。
不过，会议仍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连同以前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5位书记，使中央书记处有8位书记，这是中共中央在战争时期常委最多的时期。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共的工作；还决定，来往电报，“党的交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引者），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记录（1937年12月13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同时，中央成立25人的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为主席，王为书记。很显然，刚归国的王明至少已是跻身于仅次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的第三号人物了。
此一时期，毛泽东刚刚确立的领袖地位遇到了王明的严重挑战，自恃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支持的王明对毛泽东、张闻天体制提出了挑战，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选举会上即说：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指王明——引者）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得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与会的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也说：
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王明这些论点看来，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胡乔木也说：“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会后，张闻天传达了王明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