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张体制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是自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崭露头角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核心权力层。毛泽东领军，“不争权”的张闻天主政，两人体制一直维持到六届六中全会。这中间在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下，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终使张国焘、王明两次争权风潮平安平息，毛泽东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得到了确认。
1935年1月在长征最为危急的时刻召开的遵义会议，着重解决的是当时最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进入常委，主要是协助周恩来主持军事工作，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这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在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8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决定常委的分工，确认毛泽东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陈云去上海传达中央决议，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的变化（时因电台丢失，中央红军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已无法联系），由此开始毛泽东领军、张闻天主政的毛、张体制时期。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推举张闻天继博古担任中共总负责人，是有深刻用意的。一方面，张闻天与苏联共产国际有较深的渊源，与王明、博古等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张闻天已基本转变态度，支持毛泽东，同时张在党内一个较长时期内担任着党内的重要领导人，一度仅居于博古之后，是资深的理论权威，有一定威望。这样，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
毛、张体制始于遵义会议，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底六届六中全会结束，毛泽东的政治（党）领袖地位已为共产国际所确认，已在党内为全党绝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张闻天主动提出去作理论、宣传工作，从而推掉了基本上已是名义上的党内负总责的职位。
在这近4年的毛、张合作时期，两人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支持毛泽东的决策、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毛也很赞赏张闻天的工作方式和宽阔胸怀，曾一再称“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1935年12月17日，鉴于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在陕北基本找到了落脚点，全国抗日形势又重新高涨，国内政治局势有所松动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与国内各抗日的势力（包括国民党中的英、美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将中央领导机关进行调整。中央书记处书记（即常委）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组成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陈云、陈潭秋（二人均在苏联）、王稼祥（去治病）、邓发等组成。其中，王稼祥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由他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在此前后，毛泽东又运用高度的策略性，不失时机而又有条不紊地排除干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调整，以加强、巩固权力地位。在中央最高层，毛泽东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主要是张闻天、博古、凯丰、项英、王稼祥等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安排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
关于这个“教条宗派集团”的结论性评价，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专门形成一个文字性的决议，全文如下：
1.中央某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为历史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和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载《百年潮》2001年8期。此决议原只有前5项，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出说明后，特意加上第六条，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决议。
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人如朱德、彭德怀等先后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也逐渐形成惯例。
同时，毛泽东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做其他次要工作，先是负责红军筹粮，后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共产国际，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原执行部长李克农改做统战工作。还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挫败
1935年9月毛泽东统领中央红军秘密、紧急脱离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召开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在党内上层作了传达。
但是张国焘自恃兵强将广，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一意孤行，与中共中央相抗。将毛泽东的秘密离开说成是乘夜逃跑，是“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并连夜召开左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即阿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时控制仍在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分部队和朱德、刘伯承等人。
10月5日，张国焘率部南下到达四川北部的理番县卓木碉，不顾朱德、刘伯承等的坚决反对和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部分将领的反对，自行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张自任“主席”，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中央委员及党籍，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11月12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并督促红四方面军北上。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以“党团名义”提出：“（一）此间用中共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面、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面、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致彭德怀、毛泽东电》（1935年12月5日），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张的分裂活动至此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两支主力红军面临大分裂的危险，恰在此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帮了毛泽东等的一个大忙，带来此指示的是中共老党员、与张国焘毛泽东都有很深交谊的张浩。
张浩原名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张国焘任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领导下从事职工运动。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时，张浩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与毛泽东有过接触。同时，张浩与党内资深理论宣传家林育南、毛泽东的爱将林彪为同宗兄弟，因此，张浩是毛泽东、张国焘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而且，张浩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共产国际七大，行前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林在出席完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接受毛泽东、张闻天的委托，以共产国际特使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
12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告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即共产国际七大——引者）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但张国焘仍执迷不悟，顽固坚持张闻天为总负责的中央是“假冒”，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中共中央在一再仁义、善意劝解无效后，于1936年1月22日由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同时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但中央对于处理张国焘的分裂问题仍很慎重、宽容。在此次会议的后二日即24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方面的党组织可以仿照东北局，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与其发生横的联系，即全党只有一个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但又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只发生平行关系。同日，林育英再电告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了苏联共产党外是基于第一位的。“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张国焘虽然对此仍是置若罔闻，一意南下，但在国民党军的围攻下，红四方面军遭受严重挫败，8万部队只剩4万人。不得已又改为西进，困守甘孜一带贫瘠地区，已呈绝境之势。不得已，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别立的“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局”（为电文错译西南局之误），同意北上。后张虽有反复，但在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明令，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反对，张之发展兰州以西渡河西征计划受挫等情况下，张被迫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再会师，到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大会师，长征结束。
12月2日，张国焘到达陕北保安，与毛泽东等会见。7日，中革军委调整，张国焘出任副主席，并任红军总政委。到1937年3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遭到彻底清算。张也承认自己“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
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中已经开始，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退出川陕地区到成立“第二中央”，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退却逃跑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并表示对张尽力教育和挽救，把党的组织结论保留起来，给以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继续让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为名，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奔国民党，成为军统特务。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这样，一个在资历、名望上，既有军事经历又有政治地位，可以与毛泽东相抗衡的对手就在党内完全消失了。
毛、张、王“三驾马车”
日本法西斯猖狂进犯中国，不仅给战祸连年的中华民族蒙上浓重的战争阴云，而且也触犯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因此，苏联斯大林政府和共产国际就一再督促中共改变战略部署，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苏联政府也频频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暗送秋波，两国一度中断的外交又热络起来。
面对国难临头、亡国灭种危机迫在眉睫的事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开始将党的战略重心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