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此前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介绍、赞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共产国际原有的认识，取得了极大地宣传成果。7月，在王稼祥归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任弼时和王稼祥谈话，郑重宣布：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解决。季米特洛夫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转达：请告诉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对此回忆说：
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至于谈到任弼时当时提出的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他就说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言外之意，就是假如苏联直接援助八路军，则国民党政府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一来，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他答允了给予中国以财政援助。王稼祥：《我的履历》（1969年），未刊稿。转引自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载《学术界》2004年2期。
因此，王稼祥归国后，毛泽东立即要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告知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1940年2月，任弼时随周恩来一起回国，参与延安整风运动。回国后，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进入核心决策层。后协助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部转战陕北，有效地促成了解放军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
1949年，任弼时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46岁。
毛泽东严词批王明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由政治局向各地高级干部发出一封指示信，号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这是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总结。指示说：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们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及区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对王明“左”、右倾错误作出过严厉批评，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也纷纷表态，一些曾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则不断发言检讨，使王明宗派集团代表人物的威信已彻底消失，借病躲避风潮的王明的政治处境也越来越孤独。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原来王明赖以自重的“国际背景”完全消失，尽管苏共中央及国际原领导人的影响力仍非同小可，但毕竟没有一个在中共中央以上存在的绝对控制机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能力已大大加强，这样，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继续1941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王明一直对抗中央结论的抗战以来中共中央路线的是非。
此前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说：
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9月7日，政治局会议开始。此次会议延续时间很长，基本上接上了六届七中全会，断续之间有三四个月之长。先后参加者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1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时在延安的王明、凯丰、王稼祥因病请假，列席者有19人：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
在9月7日的开始会上博古首先发言检讨，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我同意毛主席提出有两条路线，一为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这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武汉时期是否有两条路线，过去有过争论。我认为有两条路线。我参加了当时长江局的领导，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林伯渠发言说，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
朱德发言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
毛泽东则提出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概念，并对此作了重点发言，说：
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苦？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除了博古，书记换为洛甫。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经验主义宗派集团中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的发言，为会议定下了基调。此后，以前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人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10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继续讲话，说：
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但到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竟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六中全会时可以改造，但那时条件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还没认识自己的错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上月的会议与现在的学习。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