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党规党法的报告》，对由他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3个文件作了说明。指出：“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和党法去教育同志。这几个文件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也是党组织建设之一，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刘少奇：《党规党法的报告》（1938年11月6日），《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这些文件在中共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在此特别强调中央集权，显然有对王明主持中央长江局的“半独立”而发，这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王明右倾错误在早期主要就是他的组织独立性，在思想分歧上，毛泽东与王明并无原则的区别。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刘少奇在会上，重点陈述了对于“全党集权与中央”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权力的理解，并要求中央明确规定之，这就是日后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核心原则——全党服从中央的体现。刘少奇在“党规党法”即党章讨论中的第三条“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中特别指出：
（1）关于中委权限，刘少奇提出，如无中央及政治局、书记处之委托，中央委员不能代表党发表文件。各中委到各地去时，有权参加各地党委的会议，考查各地党委工作，向中央作报告。中委参加各地党委工作时，如一中委为某一省委书记时，则他应服从省委。“中委全会在特殊情况下有权开除个别中委，且可补充中委……”此条可不要，因对党内外影响不好。
（2）关于政治局的权限，刘少奇提出，“政治局本身不能开除政治局委员，须经过中央全会处理……”这一条也不要。政治局会议，有半数委员出席则可开会，但政治局的决定须有过半数的委员通过方能有效。各中央局的委员，各省委书记，各政府的C.P.党员等等须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方有效。政治局委员到各地时，有权参加各地、各部队的工作，并有权提出工作建议。但他参加某地工作时，应服从某地党委。党报委员会的委员应由政治局批准。
（3）关于书记处权限，刘少奇提出，党章上无书记处，只有常委，党章上对常委的权限亦无规定。现可把常委会改为书记处，其职权是负责解决政治上……的一切日常性质的事情，召集政治局会议，但须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在未开政治局会议前，书记处有权解决一切问题，且得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凡用书记处名义发表的文件等等，须一般有过半数书记处的成员签名及同意。
关于中央各部与书记处的关系。中央各部对下级各部有指导之权；但关于重要事项须经过书记处去执行。关于同级组织的关系：省委与省委、中央局与中央局间的关系，一般是同级党部无指导关系，但同级党部间可提出建议，在不违反中央与上级党委决定的条件下；如在违反上级党委的决定下互相建议则为小组织活动，是不允许的。
刘少奇还特别说明，中央各书记如发表对外的文章及谈话时，可交其他书记看后再发表。
（4）其他。刘少奇提出，关于全国性的宣言，各地党委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
关于全国性的党团（如参政会、全总党团）应服从于政治局或书记处或它所指定的中央局。
最后，刘少奇特别强调，“各级党委直至中央的会议在未决定向外或向同志中发表时，任何人无权发表。”“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上报告的三个决定，我请求六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交政治局修改补充，发出教育全党同志，为党的建设的一课。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此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刘少奇：《党规党法的报告》（1938年11月6日），载《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8页。)
刘少奇的建议未能在本次会议上充分讨论，但已经为会议所重视，对于王明在武汉的独立行为提出制度性的规定，显然比一些口头的义愤式的批评更有说服力。刘少奇这些意见后来在1943年的中央书记处建构中得到体现，为最终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制度性支持。
刘少奇在本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议决定，为准备抗战相持阶段，实施“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定由刘少奇代替王明负责华中的领导工作，任命刘为中原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工作。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项英死难，叶挺被俘，新四军领导已完全由刘少奇负责，刘由此成为八路军之外另一支中共重要军队新四军的唯一最高领导人，其地位大大提高。
刘少奇的工作赢得了全党的赞誉，毛泽东对刘少奇更加信任。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王稼祥、任弼时、康生等都发言指证刘少奇是白区党的代表，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基本得到共识。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转引自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因此，“九月会议”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电令刘少奇来延安参加七大。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中央办公厅举办新年晚会、欢迎刘少奇回到延安的消息。
回到延安后，刘少奇与任弼时一起负责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改革工作，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前中央常委会等机构进行合并重组，实现中央集权，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43年1月初，刘针对中央的领导状况，建议：“中央关于日常组织性质的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对全党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领导。3月11日，在杨家岭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中央初步提出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3月16日和20日，政治局又经过两次会议讨论后，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关于刘少奇的职权，《决定》规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集中管理党的宣传教育事业。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8人组成，刘少奇任书记，统一和集中党的组织工作（政民在内）和根据地、大后方、敌后方党的各种政策的管理。《决定》并规定：“为着保证党务与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这样，刘少奇便实际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以后在毛泽东外出和生病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即由刘少奇主持。
“革命的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被誉为“革命的骆驼”，是中共早期青年领导人之一，1904年生于湖南省湘阴县，比毛泽东小11岁，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乡间塾师，曾创办“求志学堂”，家有年产30担稻谷的族田，家境小康。
1915年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学习，时22岁的毛泽东（润芝）在该校师范部二年级就读。1920年8月，与同学萧劲光经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毛泽东、彭璜等发起成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与毛泽东结识，此时任在长郡公立中学校读书，与高年级的李立三、李富春、欧阳钦等为校友，李等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任和萧则准备赴俄勤工俭学，随即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该班还有刘少奇、萧劲光、任作民、任岳、胡士廉、陈启沃、彭述之、罗亦农、卜士奇、蒋光慈、谢文锦等人，并加入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5月任弼时启程赴苏俄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起用俄名БРИНСКИЙ（布林斯基），次年12月，与王一飞、彭述之等3人由陈独秀亲自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5月，与彭述之、陈延年、尹宽、红鸿、郑超麟等5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曾任三届团中央局常委（组织部主任）、代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大革命后期，是坚决反对陈独秀妥协退让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八七会议上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参与瞿秋白中央决策。
1929年任江苏省常委、书记，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30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在主持湖北工作时，反对李立三积极进攻路线，被向忠发、李立三指责为右倾而受到批判。1931年1月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决定与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与项英、毛泽东、王稼祥4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常委。4月到达宁都。
在对“富田事变”等问题的处理上，赞同毛泽东总前委意见，反对项英以党内矛盾处理的作法，认为毛有独特的见解，有才干，项英犹豫不决，特别是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推毛代理中央局书记，取代项英。但又在军事方针上与毛泽东等前线领导人产生分歧，终在赣南、宁都会议上使毛泽东丧失军职。后来与到达苏区的博古、张闻天等矛盾加深，被博古中央外放到湘赣省，任省委书记，与贺龙等率二方面军完成长征，制止了夏曦骇人听闻的大肃反。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支持毛泽东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8年毛泽东决定让任弼时去苏联，继王稼祥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因为此前王稼祥再三要求归国，如在1937年6月16日，王在上海出国前致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说：“回想近数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成了同疾病同伤口作斗争，而未能参加党的工作与政治活动，这实在是幕悲剧，令人苦恼与痛心。如这次能把伤与病医好，我是想很快的回来剔口工作，我是不想在外国过老的。”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1937年6月16日），载《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王稼祥回忆，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还讨论了这个报告，并作出了两个文件，一个公开的，一个不公开的。我于是提出我回国，留任弼时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任弼时同志同意后，季米特洛夫也同意了。”7月王稼祥回国。
这期间，任弼时正式向共产国际全面介绍毛泽东。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8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4期。5月17日，任弼时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207页。)这与王明归国前接受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方针大相径庭。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就此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提出了十二项意见，“作为中共代表团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之补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4期。
共产国际这个结论，对于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的肯定极为关键，这是遵义会议未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产生新的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第一次正式的肯定性表态，也是部分修正了王明初回国前的共产国际的观望态度。
同时，任弼时还充分利用苏联的报纸杂志，宣传毛泽东和新的中共中央。1938年5月，任弼时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随后任弼时又在《真理报》上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宣传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任弼时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的文章，利用各种场合介绍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