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拒不认错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延安和平的战时局面有所稳定，激烈的党内斗争有所缓和，毛泽东有机会清理曾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左”倾错误；而且，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的突发，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大感意外，所受损失，也是红军建立以来最巨者，毛泽东认为这与抗战以来的王明右倾错误有关。
皖南事变的主要责任人是项英，尽管项在事变后期为亲信所杀而殉难，但项在红军时期与博古中央的“左”倾错误牵涉甚深，在抗战伊始又与王明右倾错误颇有关联，因此毛泽东断定延安王明“左”、右倾路线错误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其根源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
关于项英的错误，毛泽东在皖南硝烟刚熄，即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明确指出：
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由此，毛泽东决定在延安，首先是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对王明“左”倾路线作出严厉的批评，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
此次会议虽然断断续续开了40余天，但真正聚集开会只有5次，即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到会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在延安者：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
9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主要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问题。毛说：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间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运动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3页。)
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说，延安要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随后，会议着重对十年内战后期，即1931年9月开始的临时中央领导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展开严肃而认真的讨论与批判，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发言检讨，承担责任。
张闻天在9月10日、29日的两次发言中首先检讨说：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他只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条文，回国后对苏区和红军的实际不了解，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实行，结果，到五次反“围剿”时根本塌台。他说：不了解实际，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粗枝大叶，似乎比别人高明，压倒一切人，这就转化为教条主义者。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关于个人领导责任，张表示：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
张闻天建议，党的七大时，对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彻底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不要怕自己的光头给人家看。这对党对自己都有益处。
博古两次发言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是整个路线的错误，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以及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方面都有不正确的理解，不能正确估计形势，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把个别事物视为普遍现象。每次决议，总说形势比以前高涨，步步高升，以教条掩盖革命力量的真实发展，因此斗争第一，虽败犹荣，人为地强制地提高斗争要求；军事上冒险，对下级和群众强迫命令，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看成是掩护国民党的反革命；组织上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搞宗派成见。总之，不懂得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总和去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轻视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搬用。
博古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9月11日，王稼祥要在会上发言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我回国后便参加四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斗争，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严重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9月12日，任弼时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认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也将发生很大的影响。他也检讨说：从有党以来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观主义统治，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必然是“左”、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是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是比过去高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更充分地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脱离实际，规定了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主观主义的领导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组织上必须用宗派主义来维护。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又不愿与群众接近，便用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论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许多斗争经验的综合，从中找出规律，并加以运用，这便是理论与实际统一，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工作问题，所以主观主义少些。《新民主主义论》，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政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转引自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6期。
李维汉由于在立三路线时期、王明与博古中央时期犯过严重错误，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作检讨，说，中央苏区时，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但李维汉的检讨没有为与会者接受，一再对其作严厉指责，李也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195页。)
本来，博古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总根源、总后台是王明。曾是其亲密伙伴与部下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的检讨，不仅没有使王明认识到自己的路线错误，反而使其误以为找到了推托的借口，一再将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拒不认错。
9月10日，王明在会上发言，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坚持认为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说他早在苏联时就反对博古的错误，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责任完全推诿与博古：“1930年反立三路线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时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等，缺点仅仅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不了解蒋介石是（能）抗日的”，所以表示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
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王明指责李维汉发言“不诚恳”、“不彻底”，说：“1932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认为轻松愉快，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然后，他转移目标，凭着六大期间他担任翻译时知道的一些内情，随意指责，点了许多同志的名，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王明的发言引致与会者的强烈不满。转引自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载《党的文献》1997年6期。
10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务主席季米特洛夫来信询问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中共抗战路线提出15个问题，其中有关于中共对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取舍问题，即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并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提出了一些看法。为此，毛泽东来找王明商量，考虑如何复电（季氏来信之前，王明曾秘密去信，扩大延安争议的事态，引致共产国际的怀疑），王明在其所著《中共五十年》中回忆说：
1941年10月4日和5日，我们两人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必须加强中国的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可能助长德国侵略者对苏联的进攻。毛泽东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我提出的论据，却往往使他走投无路：他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当我提到他所执行的联日反苏的路线时，他大发雷霆，用手拍桌子，从道理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毛泽东在10月6日和7日把任弼时和王稼祥拉来参加讨论，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陈云拉来参加讨论，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但这四个人全都以沉默来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和我的意见。
王明还说：
1941年10月4日夜里，毛泽东在同我谈话中竟然强调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周）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他还说：“王明同志，你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你既有政治头脑，又敏感。恩来不仅是很好的组织家和管理者，也是很好的外交家。老彭不仅军事上，而且政治上都非常强。我们在华北得以取得那样大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人中，还有几个很有才干的人：这就是博古、洛甫、稼祥、凯丰、杨尚昆、朱瑞……”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