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玄庐也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沈玄庐是浙江萧山人，生于1892年，又名定一。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后加入同盟会，是反清留学生中的激进派，由此与陈独秀相交识。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的光复起义，后当选为浙江省议员，二次革命时组织“公民急进党”进行武装倒袁。1916年流亡日本后归国担任第二届浙省议会议长，是江浙一带民国初期的风云人物。后因遭军阀威逼避居上海，和戴季陶一同创办《星期评论》，并参与陈独秀的创建中共的政治活动。沈玄庐出身于萧山衙前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房产、土地很多，其父亦很有乡望。沈入党后，即在家乡组织以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发动十余万贫苦农民成立农协，进行抗租减租斗争，在全国有极大影响，“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1924年在国民党改组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因对中共党内的权力分配不满，屡起事端，并附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终被中共清除出党。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后，沈出任浙江省府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浙省政治分会秘书长、反省院院长，成为反共清共的强硬派。1928年8月在萧山衙前汽车站被刺身亡。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按照陈独秀的意见，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位书记负责联络，陈独秀非常反感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党魁制”，以为此制易流于专制与独裁，而“委员制”则否。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陈独秀说：“委员制”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显然，陈独秀对苏俄体制缺乏基本的了解，这也是后来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一直难以解决的顽症。大家即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张国焘对陈独秀建党贡献，以当事人身份评价说：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是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大江南北“幽灵”激荡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更利用同志、朋友及师生关系，联络全国各地的激进派人物筹组共产党。这些相联系的同志，大都是陈主持北大文科学长时的相识，或为师友，如北京的李大钊教授；或为学生，但却是各地的五四学运风云人物，如广东、湖南、山东、武汉等地，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激进青年。
是年暑假，陈独秀致函广东青年、北大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对他们在广州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广东群报》，以宣传新文化、改造社会，表示热情的鼓励与支持。
谭平山是中共早期著名领袖之一，一度有继承陈独秀、主长中共之势，后面本书有专章论述，此处暂且不提。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1892年生，早年曾参加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之一，参与创立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参加过中共一大。后投靠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受到中共中央局的警告，1923年因屡教不改、目无纪律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后又投奔汪精卫，成为这位新崛起的国民党政治明星的得力干将和股肱重臣，一直策划拥汪反蒋，是国民党内重要倒蒋政治派别改组派的首领。1931年蒋汪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实业部部长、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38年与汪精卫一同附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汪伪政权中的第二号人物；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职，是伪政权的首脑。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从日本提解回国，次年6月3日在南京被枪决。陈公博日后也是反共强硬派人物，其反复无常的一生及汉奸可耻下场，一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耻辱。
谭植棠，广东高明人，与谭平山同乡，亦为北大同学。植棠亦为广东中共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届主任职，但自1926年起因长期患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1944年才得以重新恢复党籍，从事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地下工作。建国后，任广东西江专署工商科长、西江贸易土产公司和粮食公司经理等职，1952年底去世。
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是在1921年春成立的，其时陈正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担任省教育长之职。
陈将上海党小组起草的党纲与二谭、陈公博商量，获得他们的赞同，并与已在广州由苏俄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别斯林创立的“共产党”合并，正式成立中共广东小组，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并决定以《广州群报》为党小组的机关报，至此，在国民党的大本营——广州，中共的组织萌芽诞生了。关于这段历史，当事人陈公博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回忆：
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上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在军事上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在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陈公博：《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44年），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418页。)
1920年8月底，五四学生领袖、北大风云人物张国焘游历到沪，准备回京复学。张在上海活动期间，一直住在老师陈独秀家中。行前，陈独秀告知上海党小组成立概况，并要李大钊在北京组党。上海小组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北京小组成立后，向鲁、晋、冀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
陈独秀关于“委员制”与“党魁制”的区分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组织建构的设想，符合当时社会潮流及陈之个性与思想发展。孙中山之国民党虽有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功勋，但党内总理职权、个人效忠等规定则有显明的东方专制特征，这一点为陈独秀这个民主主义者所不赞同。但是中共后来的历史进程，却大大改变了陈的这种美好的设想：由于陈独一无二的领袖素质、个人名望，由于共产国际的种种强制性纪律规定，使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共，自陈独秀始，历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主政的中央，民主权利愈来愈少，中央政治局甚至个人专制、惩办主义的政策愈来愈严重，则为不争的事实，陈独秀到中共渐有发展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长。陈独秀在和张国焘谈话时，还义不容辞地表示，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目前由他来居中策划，促进共产主义的发展。
从这一点上来看，陈独秀确是做到了，陈也幸运地承担起“大家长”的角色。
张国焘回京后，告知李大钊陈独秀的想法与主张，李立即深表赞同，并于次日同张共同具名回信陈独秀，表示依约在北京组党，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奠基者（南陈北李）便共同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开创起中国开天辟地的事业来。
其时，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半岛上，也有一位陈独秀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此人名叫王乐平，在齐鲁大地也是一位鼎鼎大名、极有声望的进步人士。王乐平，山东莒县人，老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党员。曾任国会议员、山东省议会秘书长。在五四运动时，受山东各界重托，晋京请愿，要求徐世昌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在北京，王率83人的请愿团经4天4夜的“跪哭秦廷”，使得大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王在陈述要求时，声泪俱下，言道：“起程之际，我东民父老昆季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嘱我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这番情真意切、痛愤动人的言词使得徐世昌身边持戟武士也不断以巾拭泪。在学生运动的强大声援下，北洋政府终致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乐平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十分热衷，但也不持反对态度。在北京请愿基本达到目的后，王乐平回鲁创办齐鲁通讯社。由这个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文化场所，王乐平发现了两颗齐鲁大地耀眼的青年明星——王尽美和邓恩铭。
王尽美，山东莒县人，1898年生，与王乐平有远亲关系，家世赤贫，因为地主儿子的“陪读”免收学杂费才得以入私塾读书，务农6年后于1918年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预科学习，是一师五四风潮中的小领袖，曾到北京拜会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发起者、联络人罗章龙，列名外地通讯会员。回鲁后又得到杨明斋等的支持与鼓励，即依照北京模式与志同道合的挚友邓恩铭在济南创办“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communist）学会，到1920年10月，两人又联系同志，成立励新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相标榜，是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社团运动的产儿，后并出版《励新》半月刊，王尽美为编辑主任，决意高举新文化运动极鲜明的旗帜，根本上怀疑从前一切制度、学说与风创，成为黄河流域共产主义运动的垦荒者。到1921年春，经王乐平介绍，王尽美、邓恩铭等与陈独秀上海党小组、李大钊北京党小组取得联系，创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恩铭，本名恩明，生于1901年，比王尽美小3岁，是贵州荔波的水族人，但基本上已完全汉化。邓生于中医世家，到16岁时投奔在山东做县官的二叔，于是就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到五四学潮爆发时，邓亦成为该校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得以与王尽美相识。两人即成为黄河下游区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
王尽美、邓恩铭出席完中共一大后，即回济南担任奠基者角色。王相继担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职。曾作为山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被孙中山指派为特派员回鲁主持统战工作。但王氏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1925年8月19日因肺病于青岛医院去世，年仅27岁。邓恩铭自中共一大回鲁后即主要在王尽美领导下工作，相继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地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两次被捕两次组织越狱暴动，1931年4月5日的清明节在济南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年仅30岁。
缺席中共一大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大家长”，陈独秀为中共创立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是共产党公认的最权威的早期领导人，但陈却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虽然，陈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是众望所归，但陈为何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成了中共党史界的一个谜团。
与陈独秀关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包惠僧是陈独秀这一时期最信任的党内同志之一，被陈指定为出席一大的代表，包的回忆细节非常具体，且包是在没有什么政治压力的状况下回忆的，具有可信性。包认为，陈缺席的原因在三：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要召开的；二是陈独秀为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不能去参加大会，而派别人去；三是陈独秀有家长作风。
实际上，陈独秀此时的想法，首先是对外国人要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陈独秀认为：第三国际的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成立大会才合乎情理，这也合乎陈独秀个人的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