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原名李书诗，乃晚清民初著名反清人士李书城的胞弟，生于1890年，湖北潜江人。1902年，12岁的李汉俊在胞兄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后以公费生身份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与兄学习军事以互相因应，“各成专材以备国家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说有浓厚的兴趣，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学生。1918年，留学16年已大学毕业的李汉俊回到上海，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和湖北名流、辛亥元勋詹大悲（湖北蕲春人）、董必武（湖北黄安人）、张国恩（湖北黄安人）多有交往。同时又在上海加入《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是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得以结识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这些人都成为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人和重要骨干。维经斯基、马林来华，由于李精通日、英、德、法多国文字，均是他出面接谈。
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即在李汉俊、李书城的寓所。李汉俊在会上主张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中国的工人目前仍很幼稚；提出中共中央只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1页。)据张回忆，反对李汉俊主张的还有刘仁静等绝大多数人，并认为代表着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唯有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这种主张在会上遭到张国焘等的批评，李未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终因政见不一，离开上海去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922年在中共二大召开时，李汉俊托人给中共中央带去一份意见书，主要内容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拒绝陈独秀请其出席的要求，随后便和沈玄庐、陈望道等退出中共。但是鉴于李汉俊的影响与贡献，马林在李未出席三大的情况下，仍要求会议选举其为中共中央5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即将其正式开除。自此，李仅作为左派学者身份在大学与报刊上从事宣传工作，反对北洋军阀与蒋介石新军阀的斗争。
1926年李汉俊策划好友夏斗寅（湖北黄安人，李书城旧属，时任鄂军混战旅旅长）起义投奔国民革命军，出任湖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和詹大悲成为当时北伐进入湖北境内，省政革新的主要左派领袖，“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后又与董必武、恽代英、詹大悲、邓初民、张国恩为湖北省政府委员，成为北伐势力在鄂省的中坚，李并兼教育厅长职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委员（实际主持校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主持武汉政局的汪精卫等也蠢蠢欲动，湖北局势急转直下，但李汉俊仍一如既往，利用合法身份，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使国民党右派十分不满，攻击“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11月，桂系军阀在驱赶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湖北省党政大权完全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并着手逮捕左派著名人物。12月17日，躲避汉口租界的李汉俊、詹大悲在日本驻汉领事的指领下，被当局拘捕，当晚两人即遭枪杀，此时李汉俊年仅37岁。1952年8月，毛泽东为李汉俊家属签署纪念证，承认李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并在证书上题词：“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陈望道，这位以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闻名学界的大学者，是中共早期发起人之一。1891年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富裕乡绅之家，上过10年私塾，留学日本4年多，1919年取得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法学士学位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陈望道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这为他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1920年3、4月间，在浙江一师闹出闻名全国的学潮后，陈应沈玄庐主办的《星期评论》之约，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问世，给当时中国以振聋发聩的强烈影响，以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多次再版，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书。
由此，1920年，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担任《新青年》编辑，着力“树旗帜”的新办刊方针，即“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与鼓吹、坚持实验主义的北大教授胡适产生矛盾，胡将陈望道称为“素不相识的人”，反对他参与编辑工作，但因陈独秀等的支持，最终胡适退出。1920年5-8月，陈望道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开始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21年筹备召开中共一大前夕，陈独秀与李汉俊、陈望道因党的经费问题产生尖锐冲突。当时《新青年》杂志由李汉俊、陈望道主编，杂志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书社，很赚钱，李汉俊希望陈独秀以该书社解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经费（每月大洋200元），遭到陈独秀的拒绝；而且，因为李、陈未能按时出版《新青年》杂志，陈独秀拒绝支付每月100元的编辑费，引起李汉俊强烈不满，由此二人种下冲突的根由。（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当时，陈独秀在陈炯明政府任职，上海党小组主要由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主事，活动经费来源于小组成员的编译稿酬，他们并未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卢布，陈望道曾回忆说：
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不少钱。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李达在自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无法筹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中经费，并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当党的经费。（参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但当李汉俊致信陈独秀，希望《新青年》书社垫支部分活动经费时，陈以为这是在上海的李汉俊、陈望道借经济来要挟他，夺他的权，一气之下给好友、同志写信散发此类消息，引起很多人对李、陈（望道）的误解，连一向对陈十分景仰的一师学生施存统（时在日本），在知悉后，也十分痛心疾首，致信将李汉俊、陈望道痛骂一顿，使两人大光其火，陈望道便有脱离之意，他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否则不参加中共一大。
当时陈望道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因陈独秀坚决拒绝致歉，这样陈望道就基本离开了党组织，但真正离开，是在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以后。
时在中央局任秘书的毛泽东，指示上海区执委应挽留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并派沈雁冰去劝说。沈在晚年的回忆录记叙说：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陈望道脱离中共后，一直从事教职，相继担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校教授，尤其是任职复旦大学时间相当长，也由此奠定了他教育家的地位。同时，陈望道在修辞学、语言学方面造诣很深，是公认的权威。新中国成立后，则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一职达25年之久，1957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直接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陈望道是会议代表之一。1960年，陈望道还受毛泽东委托，担任《辞海》总主编，在1965年完成了未定稿。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病逝，终年87岁。
沈雁冰，即后来长期担任共和国文化主管的名作家茅盾，此年24岁。沈生于1896年，浙江桐乡人，1916年肄业于北京大学预科，此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是深受陈独秀影响的青年学生。
邵力子，1882年生，只比陈独秀小3岁，此时已38岁，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是同盟会重要宣传、理论骨干，《民立报》、《民国日报》等名噪全国的国民党传媒的创办人，此时又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热心者之一。
陈独秀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过程中，即接受维经斯基的建议，决定仿照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样板，建立劳工者的政党。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即发表吾党的政见：“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此时，陈独秀对于社会上已有江亢虎的社会党等五颜六色的党派名称，对“吾党”名称犹豫不定，颇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时，便致信北京的张申府，请张私下里和李大钊秘密商谈，不可和任何人说及。张申府，1893年生，河北献县人，与李大钊是同乡，关系密切，又曾是陈独秀主持的《星期评论》、《新青年》的积极参与者，与陈关系也很好。据张的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11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见《共产党早期组织》（上），第330页。)
如此，党的名称就定了下来。陈独秀就着手筹草共产党《党纲》，明确提出以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与俄共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同义。
这时，陆续参加酝酿成立中共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赵世炎、刘知白等人。这以后，即在陈的住处渔阳里2号经常开会，到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共有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戴季陶，1890年生，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是反清志士之一，同陈独秀有战友之谊，后任孙中山秘书，为孙的亲信及股肱之一，此时正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戴为人冲动无主张，好激进又莫衷一是。当戴参与筹组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所知时，为孙大骂一顿，戴季陶即诺诺而退，再未参与中共事宜。后来国共合作、中共力量日见上升时，戴季陶沦为国民党内的新右派，坚决主张反共清共。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又成为结拜兄弟蒋介石的智囊与军师，是蒋氏政权的理论宣传家，著名的反共顽固派，历任国民党中执委、中宣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9年2月12日，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情势下，在广州服毒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