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在文中论证新型国民“新青年”的6条标准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同时，陈在文中还振聋发聩地提出：“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青年杂志》为避免与《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在出版1年后，更名《新青年》。《新青年》自创刊至1922年休刊，一直是此际中国空前活跃的思想界最耀目、最绚烂的“明星杂志”，领袖群伦，在现代中国具有极高的地位，可以说，她是五四运动的助产婆，而作为主编或者说几乎是其一个人的杂志的陈独秀，也由此确立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地位。《新青年》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艺作品、时事新闻合一的综合性月刊，16开本，100页码，每6号为1卷。从创刊至第3卷6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主编；从第4卷1号（1918年1月15日起由北京大学教授同人轮流编辑，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6人，主要撰稿人还有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刘半农等。1917年陈独秀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同时由上海移至北京。1919年6月11日陈被捕，杂志停刊，9月16日陈获释，延至12月1日出版第7卷1号，仍由陈主编；随之随陈迁至上海，本卷7号出满后再停刊；1920年9月1日陈在出版第8卷1号时改之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1922年7月1日该刊在出版第9卷6号后正式休刊。（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20年后，已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创办的《湘江评论》，均是在陈独秀的面示后才进行的。毛泽东在1917年春正式向《新青年》投稿，9月在与蔡和森的夜谈中，毛泽东谓“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转引自《毛泽东早期活动简表》，（可参见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方向可以五四时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陈独秀以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为号召，全面介绍欧风美雨——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彻底批判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社会观念，呼唤建立新的国民独立人格，倡导个人本位主义，使袁世凯篡位后大力提倡的复古浪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同时，陈独秀力邀留美青年博士胡适加盟，发动文学革命，对延续几千年封建政治、伦理意识的载体——文言文进行全面清理、批判，使中国语言文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陈腐迂晦的贵族文学向新鲜通俗的平民文学转化，一代学风瞬之一变，新的文学、新的语言与思想解放运动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灿烂的阳光、自由的空气的时期，尽管它是那么的短暂！后期，陈独秀因五四运动中直接行动而被北洋政府被捕，在获释后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输入苏俄学理，坚持根本改造，使社会主义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风靡一时，由此，陈独秀也完成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对该校腐朽、奢靡的校风进行彻底改革，全面贯彻蔡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为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准备了干部与思想的条件。
1919年5月4日，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学生运动之一——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陈独秀由言论巨子再次显现出其言行一致的品质，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精英领袖。
6月8日，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上发出战斗性的宣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原题《研究室与监狱》。
当晚，陈独秀即在《新青年》编辑部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学生运动的最后最低之要求：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见《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
当晚，即到中央公园散发。11日，陈独秀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理科教员王星拱、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4人到香厂新世界等处散发，当场遭捕。李大钊闻讯后，立即要罗章龙等通知各报馆，捅出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果然，陈独秀被捕消息一经传出，立即给渐以平静的大学校园再起轩然大波，学生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全国各地亦起强烈反应，一场以营救陈独秀出狱、挽留蔡元培校长（此前，蔡因北洋政府的逼迫而隐匿江苏老家并请辞北大校长职）的运动，就成为知识界、学界再动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9月16日，入狱98天的陈独秀被释。
出狱后的陈独秀，已被辞聘北大文科学长职，开始积极从事苏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始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
正在中国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激进青年迅速接受思想解放潮流，一代五四青年成熟起来时，在中国的近邻俄国，也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在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封锁中，苏俄也不断地“输出革命”，意图建立同盟军，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
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以便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
6月，鉴于中国、朝鲜蓬勃发展的反对政府的运动，该组织建议俄共（布）中央同意在西伯利亚区委设立东方局，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随即指派党员布尔特曼秘密到达中国天津，同正在热烈宣传俄国革命的北大教授李大钊接触。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远东局，负责领导同远东地区各国革命者的联系工作。同时，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协商，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确定负责人为27岁的老布尔什维克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
列宁在亲自接见这个5人代表团时，曾口授3项任务：①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②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③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代表团另外4人是：维经斯基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妻子马迈耶娃、翻译杨明斋。行前，代表团接到共产国际指示，要求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
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监视、骚扰，由李大钊、高一涵等护送，离京赴沪，着手宣传马克思主义，注意研究苏俄革命，引导工人运动。陈并与李相约，共同组建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苏俄政府于去年7月25日发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公开发表。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并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其他地方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废除沙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和中东铁路的特权。
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再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此前的决定。尽管由于北洋政府的阻挠，苏俄政府企望的中俄建交并未实现；尽管苏俄政府的宣言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也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但这在危机四伏、革命激情空前高涨而且饱经列强欺凌的中国，仍然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有31个团体发出谢电，苏俄期望的在中国的积极回应达到一个新的起点。学习苏俄的呼声开始超过欧风美雨，列宁的名字也超过美国总统威尔逊，根本改造社会、直接行动的主张迅速深入先进知识分子的心中。
就在此时，1920年4月，俄共指派的代表团秘密来到北京，在会见李大钊后，由李介绍于本月下旬到达上海，与陈独秀协商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便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积极筹划下，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催产中，开始孕育于东方的中国。
5月，陈独秀在上海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先期阵地，以便联络同志，传播思想，由陈负责，参加者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多位知识青年和社会才俊。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激进青年都受到陈独秀的感染、教育与吸引，并成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对于陈独秀的个人魅力，张国焘分析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地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李达，湖南零陵人，生于1900年，与世纪同岁，此年仅20岁，曾留学日本，是一位热心国事的热血青年，任留日学生总会理事，此时正在五四后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学生联合总会工作。李达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后因种种原因脱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