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侠客陈独秀
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生于1879年10月8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廿四日）辰时，出生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城。因家乡有独秀山故其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后竟以独秀名行世。
陈独秀自远祖以降，即代代习儒，但功名却都未显，陈家是个有读书传统的耕读世家，至陈祖父章旭、父亲衍中时，家道并不富裕，只是一个小户人家。
不到两岁，陈独秀遭遇人生第一次大挫折，父丧，独秀即随祖父习四书五经；5岁时，过继给叔父衍庶。至1904年前后，时为辽宁省新民道员的继父乘日俄开战之机搜敛钱财而暴富，陈家即一跃成为安徽省府安庆的名门望族。这也是后来有很多回忆录、著作说陈出身于“大世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在祖父的严厉督导下，习读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因天资聪颖、智识超群，为祖父寄予厚望。但陈独秀却自小厌恶这些老掉牙的陈腐“儒书”，因而屡遭祖父的重责和打骂。
陈独秀在1937年脱离中共、被捕入狱，在南京江苏第一监狱中所著回忆一生的《实庵自传》中这样回忆他幼年的读书生活：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陈独秀：《实庵自传》，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9页。)《实庵自传》1938年版。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在母亲的督促下，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见考题是一句文理不通的截答题《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便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把《康熙字典》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昭明文选》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不料，主考的宗师竟录取陈为院试第一名，陈意外的院试夺魁中了秀才。
陈独秀高中秀才后，引得怀宁城满城轰动，都说他是奇才，引起说媒者不断前来提亲。次年冬，18岁的陈便与同城富家之女高晓岚结婚。高家武将出身，有田4000余亩，陈独秀文科高中，洞房花烛，文武联姻，自是十分得意。但在江南乡试中却未中，由此，陈对科举完全没了兴致，“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成为皖省维新派的领袖之一。
是时，中国社会呈现“世纪末效应”，本已激荡的社会变得更加如沸如羹：康有为、梁启超企图依托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等保守势力的残酷打击下，不及半年全都夭折，革新派呈鸟兽散，中国社会一片肃杀；义和团农民运动不及一年，竟遍及北中国，在清王朝的默许与支持下，进入清朝统治核心区域北京、天津；英、法、德、意、日、俄、美、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攻陷北京，刚刚宣战的清政府仓皇外逃，腐朽、没落的外壳与内核一览无余；维新派残余骨干唐才常在上海发动的拥立光绪重新归政的自主军“勤王起义”失败，惨淡经营多年的维新人士再次几乎都陷囹圄。所有这些，都给陈独秀以强烈的刺激与反省，本已非常敏感的思维神经在东渡日本后得到了空前的激发，陈独秀迅速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而成为“乱党”。
1901年，23岁的陈独秀在孜孜以求个人功名与自我奋斗后，面对国难当头的现实，有如大梦方觉，开始思考起个人、小家与大家、国家的关系，便赴日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04年陈独秀在回顾这段思想巨变时曾有下面的文字：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陈独秀：《实庵自传》，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65页。)
留学期间，陈独秀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社。该会初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但此时已发生分裂，一派主和平，以要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变为立宪党，以曹汝霖、章宗祥等为代表，被激进派视为“官场走狗”；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变为革命党。
1902年3月，陈独秀回国，与安庆反清青年何春台、潘赞化、柏文蔚等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9月，为清政府侦知通缉，再度赴日，进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随即与张继（河北沧州巨商之子，陈独秀的同学）、蒋百里（士官学校生）、潘赞化、苏曼殊（陈独秀同学）等仿效意大利马志尼革命团体“少年意大利”发起另一个革命组织，取名“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留日学生界中最早的一个革命团体。
此时，清政府委派的管理中国湖北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多学生的公愤，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与同志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5人闯入姚室，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将姚长辫齐根剪断，稍稍抒发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的一个会馆旁，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使姚威信扫地。事后，陈独秀、张继、邹容3个被强行遣送回国。
刚刚踏上故土的陈独秀，即联络同志筹组安徽爱国会，欲结交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促成南方诸省的独立，推翻清朝统治，遭通缉，被迫逃往上海。即在沪上与好友章士钊、张继等主办《国民日日报》，倡导革命排满，风行一时，被时人称为“《苏报》第二”。
是年，大同乡、安徽桐城人吴樾自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回乡，与陈独秀结交，吴一见如故，深受陈的影响。1905年7月，吴舍生取义，毅然赴京行刺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出洋五大臣，行前即与陈独秀密谋策划，并交遗言托交陈。可以说，这一清末震撼朝野的大暗杀事件，陈独秀是重要的、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之一。
1904年初，因《国民日日报》外绝销路，内生诉讼，经费短缺停刊，陈回省创办《安徽俗话报》，启发民智，畅言革命报国，在江南大受欢迎，“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的白话报相埒。”
正在此时，一直旅居日本的“拒俄义勇队”发生分化，转化为“军国民教育会”，提出反清排满革命的三步计划：“鼓吹、暗杀、起义”，由杨笃生、何海樵主其事，华兴会、兴中会等骨干成员如黄兴、陈天华、张继等均参加，其目标即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杨笃生、何海樵即潜入北京，伺机行刺慈禧太后，一直未得机会，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上海，介绍晚清举人蔡元培加入，不久，章士钊、刘申叔（名师培，又名光汉）等陈独秀的密交亦加入，成立暗杀团上海分会。
为了响应华兴会在长沙发动的慈禧万寿节之日（1904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起义，杨笃生、章士钊在沪集合同志，组织爱国协会，以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由杨、章分任正、副会长，重要骨干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章士钊即函请陈独秀到沪，由杨笃生监誓，加入暗杀团，天天从杨等试验炸药，遂与蔡元培结为至交。但不及两月，因长沙起义走漏风声，上海暗杀机关被侦破，陈等被迫四散逃离躲避。是年冬，又策动皖中名士李光炯、卢仲农将安徽公学由长沙迁至芜湖加以改造，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唯一办学宗旨，使其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在该校任教的便有陈独秀、刘师培、陶成章（光复会领袖）、周震鳞（华兴会骨干）、柏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遹等革命派领袖人物。其中柏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遹、刘师培均是陈的至交密友。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
1905年初，在安徽公学任教职的陈独秀与柏文蔚（该校体操教员）、常恒芳（该校学生）共同发起成立“岳王会”，以岳飞精忠报国精神为理想，革命反清。参加者部分为公学学生，另一部分则是武备学堂的军人。后常恒芳到安庆任教职，成立安庆分会；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9旗32标第2营前队队官，并成立南京分会，陈独秀则在芜湖为总会会长。
该会着重在中下级军官、士兵中发展力量，至暑期，陈独秀更和柏文蔚等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大江南北，到处物色、联络革命志士，先后结识孙毓筠、张之屏、郑赞臣等人，他们都成为安徽革命的重要骨干。岳王会是安徽军界革命的先锋，也是同盟会在中江流域的主要参与群体，其骨干熊成基发动的戊申（1908年）暴动，是反清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对武装暴动反清功不可没。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至安徽，陈与部分志士督劝皖省朱家宝“独立”。12月，陈即被旧识孙毓筠召为省都督府秘书长，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虽因内部倾轧，不及半年辞职，但陈的革命活动终究给安徽革命带来了初步的成功。
从以上所列陈独秀的反清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独秀是安徽革命的最主要领导者，而安徽在当时则是与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并称的革命重心地区，因此，也可以认为，陈独秀是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这一点陈应属当之无愧。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陈独秀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旧学功底甚深，使得他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不会成为落伍者，而成为大风潮、大波浪中的弄潮儿。陈独秀文笔犀利，擅长于政论文的写作，笔底理论功夫精湛，颇有煽动力，因而作为思想、言论的鼓动者，应是十分适当的。在这方面，陈独秀也一直奔跃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活跃的思想界的言论巨子。
辛亥革命只如一阵风，吹落了腐败透顶清政府的一些残枝败叶，但大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乃至主要人物均是“新瓶陈酒”地摆设着。
民国政府刚成立，便在袁世凯帝制氛围的笼罩下。陈独秀也风云际会地投奔到柏文蔚的反袁“二次革命”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不及1月再度遭通缉，亡命上海、日本。在1912-1914年这3年主要是上台、下台、逃亡的极富反差的生活中，陈独秀经历了种种的官场风云、生活跌宕、朋友变故和社会反复，开始思考为什么帝制亡后，又重新出现另一皇帝（袁世凯此时复辟帝制的呼噪甚嚣尘上）；中国封建基础的动摇、覆灭是不是一次革命就能完成；在变革（康梁变法）、革命（辛亥革命）之外是不是有更深层的东西没有发现……在痛定思痛之余，陈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思想功底及犀利的文笔，开始横扫中国传统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并继续苟存的儒家文化，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青年杂志》的创办。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友人的帮助下自行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陈在创刊号中，首篇即开宗明义倡导“法兰西文明”，向国人大声疾呼科学与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