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中央企图迎合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理论而发动的全国武装暴动迭遭挫折，全国革命形势已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共产国际对此很不满意，1928年4月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李维汉与任弼时被指定留在国内组成“留守中央”，领导国内工作，9月大会结束，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1月，向忠发、李立三为首的中央鉴于“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局势已趋缓和，指示李维汉与罗登贤、彭湃、徐锡根、赵容（即康生）组成新省委，李任省委组织部长。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后由中央指定代理江苏省委书记。在这期间，李维汉忠实地执行了李立三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指示，被指称“立三路线的代表”，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判，被撤职检查，会后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回国，受到王明宗派中央的重用，由博古等指示先期来到中央苏区，出任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干事，负责整顿清理苏区党的组织工作，是具体负责处理反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李维汉被作为苏区“左”倾路线错误的执行者受到批判。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先是担任陕甘省委书记职，尔后由于该省撤销，便以主要精力从事统一战线领导工作。关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几次错误，李维汉晚年在回忆录中曾反思说：
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工作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闹独立性。我同陈独秀、李立三也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实行组织服从。从组织上说，这是优点，但思想上却缺乏自觉的能动性，缺乏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党中央领导正确的时候，我的工作成绩比较显著，但在党中央领导错误的时候，我的错误也比较突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以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撤了职。我心想，为什么我们工作多年，有些经验，反而犯了错误，而王明等人没有什么经验，反而被认为正确？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理论”，所以极力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后又要求进长期班，就是想多学一点理论。但是实际上，我在莫斯科学习的理论不多，却受到某些教条主义影响。1932年年底奉调回国后，1933年4月到瑞金，正赶上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那时，我奉命参加江西省开展的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首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出了力，犯了严重错误，遵义会议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此后在延安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李维汉均在中央任统战工作和领导与国民党统治区有关的各项工作（中央城市工作部），1949年10月共和国建立后，协助周恩来组织新政协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后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是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重要决策者之一。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愈来愈发展，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事实上已变成个人专制，李维汉主持的统战部工作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统战部自1962年后连续3次召开长时间的批判李的各种会议，最后，李维汉被迫违心地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因为如拒不认错检查，有可能在70岁被开除党籍，无法为党工作。1964年12月25日，在被中央撤免统战部部长后，在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职务也被撤免，在“文革”十年中更遭残酷批斗，被关押达8年之久。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李维汉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为右派的平反，尽管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负责知识分子领导工作，对这一给知识界以巨大影响的大灾难负有很大责任，但他勇于反省，首先致信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促成这一错误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运动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同时在反思为什么中共一再严重犯“左”倾错误时，提出反对封建思想、清除封建遗毒的远见卓识，并建议由邓小平亲自出来补上这一课，为邓所赞同，关于这点，李维汉认为：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老是打仗，解放后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大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自身沾染着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消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毛泽东著作中，在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广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待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没有花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该文为原《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宁培芬1980年6月19日采访李维汉的谈话记录。文章谈及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的一课。
李维汉复出后，曾任中顾委副主任等要职，1984年8月11日因病去世，终年88岁。
斯大林的秘密指示
就在中共中央内部十分混乱，面对急剧恶化的国共合作局面手足无措时，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并未送来真正的“灵丹妙药”，反而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激烈政治争论中，强化了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问题的混乱程度。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扩大全会，集中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上，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策略为大会采纳，即支持国民党左派，继续进行北伐，在武汉政府管辖地区内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在蒋介石军队内部进行宣传和瓦解工作。会议为此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共竭尽全力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进行有效的工作，大力发展工人加入共产党，同时在城乡大力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民党，以便尽快把国民党变为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在城市，尽力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水平和法律地位。同时，“必须迅速、大胆而坚决地贯彻执行武装工农群众的政策，首先是武装有组织的和最有觉悟的那部分工农的政策”。
为此，共产国际还紧急给中共中央发来两个紧急指示，实际上是直接发给罗易与鲍罗廷的，再由他们传给中共中央，此即著名的“五月指示”：（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3）“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4）“必须消除对不可靠将军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很显然，这份电报此时发来中国，共产国际、斯大林有推卸领导责任的意味，是明显的不可能实现的，只会加重中共中央的被动。张国焘回忆说：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些苏维埃不可。可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政府能干出这些伟绩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廷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585页。)
据李立三回忆，罗易还表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把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于是6月5日，罗易背着陈独秀、也瞒着鲍罗廷，私自将国际指示泄露给汪精卫，并于次日还给汪一个副本，企图在这个非常时刻，重新赢得汪的信任。汪见后非常吃惊，马上给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看，陈见后大惊失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罗易为此还要挟汪精卫，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当即遭到汪的拒绝与指责，说共产国际已破坏了协议。这促成了汪精卫的右转，也为以后汪精卫清党反共提供了口实。罗伯特·诺恩：《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毛泽东为此大骂罗易是个蠢货。斯诺：《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汪精卫说，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了当年的“孙越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与苏维埃制度均不引用于中国的协议，这个指示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副本传给周围武汉政府的要人，指称共产国际要消灭国民党。而罗易的这种异动直到周恩来探知后，中共中央才知道，鲍罗廷报告了共产国际，罗易与维经斯基奉调回国，鲍罗廷变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中共中央更是备受打击，穷于应付，共产国际也未见新的指示来，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瞿秋白以健康为由，提出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
6月7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条解释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组织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衷心地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15日，陈独秀还单独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解释不能执行“五月指示”的理由。但斯大林显然已经是必须强加理由与中共中央，迫使中共中央承认中国革命的失败是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而不是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并以此回击苏共党内对斯大林的尖锐批评，挫败反对派。因此，陈独秀的解释是如火浇油，更加激化了共产国际换人的步伐。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回复陈独秀，指示：“重申我们的指示，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执行“五月指示”，即“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