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指示”一直是斯大林与联共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辩护中国革命失败是中共中央领导失误而非国际指导错误的最有力证据，这也是以往很多书籍对陈独秀错误进行指责的最有力证据。但陈独秀在进行自我辩护时，恰恰认为，这个指示于事无补，没有起到任何哪怕是补救的作用，反而因为罗易轻信汪精卫，将之展示给汪，恶化了武汉的紧张局势，使得汪加快了反共的进程。陈独秀说：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指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是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史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
其时，武汉政府由于财政、军事的危机，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为解脱困境及上层统治集团本身利益使然，在两湖地区相继发生了许克祥部、夏斗寅部叛变的事件，尤其是湖南的“马日事变”，更是武汉政府准备反共的信号；但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对此束手无策，只知一味迁就国民党，压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掌握也未付之实践，这样在气势汹汹的反动军队面前，只能是步步退让、坐等失败了。
6月4日，针对“马日事变”等恶劣事件，陈独秀接受罗易的建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公开提出“削平湖南的反革命”的六点要求：“一，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由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湖南农运乃此时中共掌握的最重要支持力量，如果听任许克祥等对革命群众的镇压，革命形势将岌岌可危，但陈独秀等仅是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的干预，此时湖南中央自己力量的反抗由于湖南省委的惊慌及中央妥协退让已成强弩之末，没有取到丝毫的积极效果，因而，这个时候陈独秀的公开宣言也仅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相反，此时中共中央内部，在鲍罗廷、罗易的互相争论、指责中也是辩论日急、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罗易并且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等人的领导，这与斯大林亟须寻找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十分合拍，因此，陈独秀的下台也是指日可待。
5日，罗易致信斯大林、布哈林，指责陈独秀、谭平山，谭平山是指他退出武汉政府，没有义正词严地谴责武汉政府。罗易在信中说：
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我建议农民部的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问题，谭不要率领考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即陈独秀——引者）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不顾共产国际提纲、（中共）五大决议、莫斯科指示和政治局决定，反对共产党党团在国民党内工作，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在目前革命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导对党是极其有害的。共产党领导的令人可悲的状况是近四年来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党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但不是它的领导成长壮大了。要顺利实行形势和你们的指示所要求的坚定革命政策，有赖于某些组织措施。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303页。)
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张发奎、唐生智部东征回汉后的形势，陈独秀表示乐观，认为这会造成与湖南何键部反动力量的均衡，使武汉局势趋于平静；罗易则认为这可能会增加反革命的危险，并反对将工农运动“过火”表现诬为幼稚越轨，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要求中央执行共产国际“五月指示”，采取进攻策略：立即征服广东，武装工农，发动湖南暴动，改组国民党，并提议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罗的主张得到蔡和森、任弼时的支持，最后勉强通过。
但是，消息一经传出，鲍罗廷气得要死，彭述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谭平山臭骂罗易“左派”幼稚病，都认为中共没有力量与国民政府决裂，反对朱培德、唐生智只会加强国民党的反动力量，要求重新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复议。
11日，政治局会议否决罗易的提案，通过李立三提出的不举行武汉总罢工的建议，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回师的罢工，陈独秀赞成。但13日，刘少奇、蔡和森在指挥罢工工人举行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时，仍散发有反对武汉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这使刚从郑州与冯玉祥秘密协商共同反共、宁汉合作的汪精卫十分恼火，也使鲍罗廷非常生气，鲍愤怒指责这一日的罢工为冒进的机会主义行为，陈独秀也极为不满。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授意下，陈独秀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解释暂时不能执行“五月指示”的理由，说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完全表示同意。但表示，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土地革命，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抱有敌意，中共只有采取让步政策；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是困难的；建立中共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最后陈表示，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
这时的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出尔反尔、莫衷一是的政策，极为不满，7月2日，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的中央会议上，陈独秀公开批评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陈独秀这种公然“抗旨”的行为遭到共产国际的怒斥，莫斯科在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必须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承担唯一的责任。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以“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决定召回罗易；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责成鲍罗廷、加伦就所有问题须共同协商，发给莫斯科的所有电报须两人共同签署，并立即派罗明纳兹去武汉。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鲍罗廷解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鲍氏表示，莫斯科已经发给汪精卫政府一个指示，这与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一致，提出四项任务，即（1）进行土地革命；（2）使国民党民主化，即无产阶级化，吸收农民参加；（3）建立革命军；（4）共产党不退出政府和国民党。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5个常委态度分歧，陈独秀对此表示反对，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这得到张国焘的支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拒绝莫斯科的要求，周恩来也表示，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谭平山表示支持鲍罗廷，瞿秋白却不置可否，回避提出问题。《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张太雷与任弼时也表示反对意见。后来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公开的分歧”，认为陈独秀这样的表态，是说“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对于中共中央的抵制，处于党内严重斗争、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严重局面的斯大林，决定以清洗中共中央的方式，表达联共（布）中央的正确、共产国际的权威，以及中共中央的无能。
7月9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布哈林，对中共中央进行总清算，这也是以往经常性的被作为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指责的根据。斯大林说：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很好地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
……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大杂烩？招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招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需要采取另一些措施。需要用汉语撰写一批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种书籍应该是有分量的，而不是由一些“传单”拼凑而成的，……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通常派到中国去的不应该是我们不需要的人员。应该这样来安排此事：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型和业务上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中央将向党务顾问们学习。党务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及地方上层人物的重大缺陷。他们（暂时）还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党的钉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408页。)
这表明，斯大林要对中共中央动大手术，要对共产国际动大手术，以前是透过中共中央、陈独秀进行间接的指导，尽管陈独秀也是尽量听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但至少还是有些独立性；现在则需要彻头彻尾地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党务顾问）是“太上皇”，是“保姆”，必须绝对听从莫斯科的安排。于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选的更换就成为必然的了。
当然，斯大林还需要在理论上论证自己领导的正确。这项工作首先在10日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一文进行了，布哈林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社会民主党分子”，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中国革命遇到严重挫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未能经受住“火的洗礼”；1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提出：“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同①，第410页。)
本月中下旬，共产国际发来一纸训令，批判中共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指示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但鲍拿到电报后，秘而不宣，直到7月中旬才告诉中共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