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下台
进入6月下旬，随着冯玉祥从中斡旋，武汉汪精卫政府、蒋介石南京政权逐渐接近起来，汪氏终于撕下左派面具，开始与中共摊牌，酷热的武汉，政治局势也空前紧张起来。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退出国民政府问题。陈独秀提出，中共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武汉国民党已跟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他们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鲍罗廷表示同意陈的建议，但对共产国际是否赞成提出疑问，没有把握；周恩来则称，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的开展是方便些，但军事行动却大受损失，瞿秋白对陈的建议表示反对，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我们也不可自己退出。会议通过了“十一点声明”，表示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国民政府，但对退出国民党并未明言。
27日，武汉政府回应冯玉祥驱逐共产党的提议，决定：（1）解散工人纠察队；（2）逼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3）停止宣传工作。2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消息。周恩来报告中央军部和湖北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秘密编入张发奎军，蔡和森听后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会议遂决定25日总工会作出解散命令：将纠察队所有的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并请求国民政府派遣武装警察保护职工会。
当时，工人纠察队有1000多支枪械，总队长是黄埔一期生陈赓，中共中央此举后被共产国际指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但此提议者却是鲍罗廷。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十一条政纲”，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武汉国民党的急骤右转，推迟其叛变的步伐，这是“八七会议”对此的评判。此时国共彻底分裂的日期是愈来愈紧骤了。
7月2日，汪精卫开始在武汉解散共产党机关，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反动到来之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时，陈独秀赞成毛泽东、蔡和森提出的上山主张。这是陈独秀中央最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
这时，陈独秀与鲍罗廷在中国革命失败责任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应由共产国际、斯大林负重要责任，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前的委员长，反对派首领）更应负主要责任，“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所以，陈独秀认为由于共产国际的过多干涉，“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就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请求，这正与共产国际指令改换中共领导的指示相符，于是7月12日，鲍罗廷决定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被革职，自此不再视事。关于这段中共大变动，蔡和森在其《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有以下的回忆：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则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中央移武昌时，驼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我们莫名其妙。此后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名其妙。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97页。)
陈独秀旋即与秘书黄文容一起隐蔽起来，到9月潜回上海，断然拒绝赴苏联检讨错误。
留欧领袖周恩来
作为中共早期著名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进入政治活动以来，即以其卓越才干、勤恳精神和高尚的秉性高居于领导前列。由旅欧青年领袖到中共创始人之一到主持广东区委、中央军委工作，一直是中央某一方面的重要领导人，自陈独秀时代后期，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中央，均位列常委之中，到毛泽东时代，也是主要决策者之一。可以说就他个人资历而论，在中共发展史上，唯有毛泽东可与周恩来相比，毛、周二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团的重要支柱。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一个破落官绅家庭，比毛泽东小5岁。父亲周贻能，长年在外做事，但收入微薄，母亲万氏为清河县知事之女；不半岁即过继与叔父周贻淦，因叔父病重无子嗣。嗣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会画，予少年周恩来以较优良的影响。4岁开始从嗣母认字、背诗；5年入私塾读书；12岁到东北辽宁（奉天府）随堂伯父周贻谦，伯父周贻赓生活，开始入新式学堂学习；15岁移居天津，入仿效欧美教育制度的近代著名中学南开中学读书，较完整地接受了4年学校教育。
由于天资聪慧，才智过人，热情助人，长于演讲与写作，周在校期间，曾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敬业乐群会会长、校刊《校风》文苑部部长、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成为该校青年学生的佼佼者、楷模式人物。毕业时平均成绩89.72，《毕业同学录》上同学给其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迹……”；“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即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因人地生疏，语言隔阂，思乡心切，一度相信佛教。准备大半年未能考取，1919年4月回国探亲。
五四运动在北京首先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首都稍有风吹草动，津门立即就有反应，天津是回应北京学运最激烈的城市之一。由于刚离开南开不久，天津学界领袖马骏、谌志笃、刘清扬诸人均是旧交，周就接受天津学联的邀请，出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在发刊词中宣告该支持学运的刊物杂志是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文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监督的责任，对于社会、学术进行公允正确的批评；刊物封名以英文标有“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足见周恩来此时如五四广大激进青年、学人一样，对欧美民主制度有一种天然的信仰。由此，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界的领袖人物。
8月26日，马骏等指挥京、津3000余名请愿学生齐集北京总统府门前，要求总统徐世昌接见，解决山东日本宪兵镇压中国学运，杀害爱国领袖的“惨案”，但遭到军警的驱逐，马等遭逮捕。周恩来闻讯后，率500余学生驰援北京，露宿总统府门前三四日，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各界声援下，北京政府于30日被迫全部释放被捕人员，周恩来等的“义举”名扬全国。回津后，主持成立觉悟社，以绝对民主、自由的主义，本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从而使该组织成为天津学运的领导核心，主要成员有谌志笃、马骏、潘世纶、谌小岑、郭隆真、刘清扬、邓文淑、张若茗、周恩来等20人，男女各半。该社宗旨后改为本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之精神，求适于人的生活，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倾向，以抽签代表人名，周恩来得5号，取谐音即名“伍豪”。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文科，成为该学校第一届文科学生（时为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
1920年，周因继续支持“鲁案”，发动同学游行示威、狱中绝食运动，被校方开除学籍。又得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推荐与帮助，赴英国考察留学，从此开始其4年的旅欧生活。先在英国伦敦，准备投考英格兰爱丁堡大学，因学费昂贵，转而赴法，与张申府、刘清扬结识，由二人介绍加入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时为1921年春，年23岁。
在英、法生活近1年，周恩来主要撰写海外华人生活状况有关报道，以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身份，以稿费维持生计，着重报道巴黎和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的风潮，在国内引起轰动，并得以与学潮风云人物赵世炎、李立三、陈毅、蔡和森等相识，由此开始旅欧创建共产党的活动，1922年3月，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迁住柏林。
周恩来是旅欧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核心。1922年6月，与赵世炎、李维汉等创建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到会18名代表均是后来风云一时的人物。10月，该组织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国内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2月，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周恩来任书记，3月收到国内团中央批准信。从此周恩来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专门从事党、团工作。同时，又开始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1924年9月回到广州。周恩来回国时，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周有一份鉴定式的评语，谓：“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见《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回国后的周恩来，即担任当时中共最主要的地方区委——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随后又受党委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自此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创建、发展黄埔军校的工作。
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仿效苏俄体制而设，辅助党代表掌管政治教官、党务和宣传工作，权力与地位均较高，在周之前任主任之职的有戴季陶、邵元冲，均为国民党元老。周在黄埔工作近3年，由于诚恳待人，才华毕显，深受学生们的敬重，这些后来成为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风云人物们日后谈到周时，均表示了相当的敬意。后来被称为蒋介石天字号第一号门生的一期生胡宗南，当时就深服周恩来。当1926年国共分争十分明显、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周恩来退出黄埔时，胡宗南还不避嫌疑前去送行，并对同学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我这话的意思。”这位常向周主任讨教的“青年”实际上比周恩来还大两岁。
正是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在国民党右派与蒋介石的干预、排挤下，中共仍在黄埔军校、校军中保存、发展了相当的力量。也就是在1924年秋、冬前后，周恩来才与毛泽东结识。
周恩来在主持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工主要事务时，是坚决地反对妥协让步的“强硬派”，与陈延年等广东区委成员步调一致，但受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批评，到1926年年底，北伐势力到达江浙时，周秘密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具体策划、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这是中共直接组织城市暴动的开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事变、在南京另立政权后，周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等仍留在上海，准备开展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城市斗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坚决反对再妥协退让，在4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五大上，缺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
5月下旬，周秘密离沪到达武汉，开始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着手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策反工作，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是周恩来进入中共领导核心的开始，29日，中央常委会正式决定由周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