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付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汪精卫在回国途中转经莫斯科，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对汪表示支持，共产国际亦明确表示支持汪，这都给陈独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见杨云若等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4月1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参见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第237页。)
汪、陈所谓的共同宣言，实际上主要是中共一方为对付当时甚嚣至上的攻击而作的表白、辩护，是一篇辟谣式的公开表态，所以当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要员于此日召开谈话会，吴问汪说：汪陈宣言外间误会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时，汪大笑说：宣言只是说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仅是两党首领外交上友谊谈而已，不关于两党之政策也。”吴稚晖还当即说：治理中国只有国民党，没有联合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这段话又由《民国日报》这张亲蒋派的报纸于次日公开刊出，实际上是对“汪陈宣言”的一个公开反驳。
该宣言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地居国共合作的前沿地区的上海，却得到一致的认同与称赞。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书记罗亦农报告认为，汪陈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可不怀疑，要求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都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449页。)当日，中共江浙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沪东各工会联合会、中共江苏省委、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机关团体，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汪陈联合宣言。
关于《汪陈联合宣言》，熟悉内情的郑超麟回忆说：
一天夜里，周恩来跑到我们的横浜桥房子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们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指汪精卫——引者）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我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来的同志，无论在西比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独秀赞成这个意见。以后恩来每日必来，有时来几次。谈话时我不在旁，不过我知道他的意见并没有实行。有一天，他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已经同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及其他的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做声。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日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次日，周恩来拿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报纸发表出来时，陈独秀对我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237页。)
张国焘对此也是十分怨愤，认为陈独秀及中共中央为汪精卫所利用。汪精卫需要中共方面的支持，以与蒋介石政权讨价的砝码，于是以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告两党同志书，求得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抛弃彼此间的疑忌，政见不尽相同，亦无须强求一致，继续密切合作。这个宣言，可以说没有起到任何有助于汪精卫、中共中央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于汪精卫，蒋介石认为其与共产党勾搭，只有更坚决反共，才能表示自己的国民党特色；武汉政府不久反共，则是汪自乱阵脚，充分显示自己政客的嘴脸；于陈独秀的共产党中央，则是起了一些催眠的作用，引起错觉，以为反共形势大有缓解，警惕性降低的结果是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539页。)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先生对苏联当时的想法分析得颇为精当，他说：
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凯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领袖，20年代初领导土耳其民族运动得到过苏俄政府和土耳其共产党的帮助。革命刚一成功，即大举反共），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指示精神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斯大林指示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特字第72号）记录》，1927年4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172页。)
但是，汪精卫的“右转”已不可逆转。4月5日晚，汪精卫在与吴稚晖、蒋介石会面时，因当日汪陈宣言的发表受到吴的责骂，汪愤然离沪，乘船秘密赴汉，宁、汉分裂局面基本形成。
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又任命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总指挥，并规定，4个方面军归第一集团军统辖，正式将军权转让与蒋。
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陈果夫、白崇禧、蔡元培等15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此机构即为蒋发动清党反共运动的主要政治依托；同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议案，决定接受蒋介石等的要挟，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但蒋介石已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动手了。
10日，汪精卫经5天旅程抵达汉口，正式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职，甚嚣一时的汪蒋联合政府至此发现一点眉目。
也就是在这一天，陈独秀由上海抵达武汉。当日，在武汉，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出席者有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即罗亦农）、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会议决定：（1）通过罗易决议案；（2）立即召回布哈罗夫（罗亦农）；（3）将档案转移到汉口；（4）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12日，蒋介石指令白崇禧部队对上海中共及左派势力和工人武装纠察队实行大屠杀，并动用青帮势力，猝不及防的工人死伤当天即达300余人，此后，上海、南京、江浙等地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5日，李济深自上海回到广州后，配合蒋介石清党反共，晨2时，广州全城戒严，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被害200余人，被捕2000余人。
28日，张作霖在北京等地发动“讨赤”，搜捕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北方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
陈独秀的顶头上司
在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有三个顶头上司，他们共同决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策走向，甚至是主要领导成员的权力布局，这就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置的下属机构。本节资料部分征引自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在中共创立之初，共产国际的相关人员就屡次三番督促陈独秀、李大钊接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仿照联共（布）组织中国共产党。1922年的中共二大，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名正言顺地行使其领导权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遭受的挫折以及最后大革命的失败乃至在1927年后的中共历史的变化，都与这种领导关系有着极大的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