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汪精卫仿佛成了挽救国民党右转、摆脱反动危机的一根救命稻草，作为政客，汪远非一世枭雄蒋介石的对手，况且，为了政治权力，这种惯唱高调的文人式政客在关键时刻每每会出现急剧的摇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是迫不得已、万般无奈的孤注一掷之举；至于唐生智，在北伐至湖南、湖北后，仍然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军事领袖，湘军在两湖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无论军官士兵素质、装械水平，都不足与蒋介石黄埔军、李宗仁桂军及李济深粤军相抗衡，更何况河南还有冯玉祥国民军的虎视，所有指望唐生智在军事上制约蒋介石，也只是一种短暂的自欺欺人的缓兵之计。后来共产国际一再主张唐东征讨蒋，也是不自量力之举，结果一败涂地。
11月4至5日，中共中央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举行联席会议，全面反思对国民党应有的态度及政策。
陈独秀在会议的主体报告中，指出外国及中国同志中有人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就要到来的见解是不对的；有些同志认为这个民族革命可以由中共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以及在国民党外另搞一个民族党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没有民族党，共产党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M.T（即国民党——引者）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
陈独秀在报告中对广东区委、北方区委关于国民党能否革命？是否站得住？中共对国民党政策是否正确？国民党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中共联盟的对象诸问题，均做了肯定的回答，表示，（1）中共可以与左派联盟；（2）左派需要中共的帮助与领导，中共不能放弃这个责任，如果退出，则是完全让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陈独秀还提出国民党左派有3个缺点：第一是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陈独秀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态度至少对陈独秀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原来一直坚决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陈，却反而反对从中退出，以留出空间与右派；在支持左派问题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一个领袖人物的出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279~280页。)
9日，中共中央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会议，决定应对蒋东进占有浙、闽、赣3省后与武汉唐生智政府形成一个独立局面表示容忍，同时急切地提出，要请汪速回，迎汪复职，到广州使广东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以与蒋抗衡。因此，在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中央促成下，正转道回国的汪精卫身价百倍，成为众望所归、扭转乾坤的领袖人物；中共并企盼造成上海蒋之政权、武汉唐生智政权和广东汪精卫政权分立的局面，因而当鲍罗廷联合国民党要求国民政府北移武汉时，遭到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认为这与托洛茨基主张是同样理论的来源，如出一辙，“好像很左，其实很右，因为他们这样左的政策正是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欢迎的”，要对陈延年、周恩来等主持的广东区委以严厉批评。
12月13日，陈独秀、维经斯基、瞿秋白、彭述之等赴武汉与在武汉的鲍罗廷、张国焘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后来常被称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标志。
鲍罗廷是12月10日前后，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的。鲍已成为武汉政府的核心首脑，谭延闿虽为国府主席，仅是一个象征，且谭是亲蒋的；邓演达则是军队中坚决反蒋的人物，原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徐谦被选为国共联席会议的主席，是主张联冯（玉祥）的人物，各人政治倾向分别很大。
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反对党内“左”倾、防止党外右倾的主张。陈独秀所指党内“左”倾，是指工农民众运动的过火，有使资产阶级恐惧的倾向；党外右倾，是指江西战场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军事势力实际上是蒋介石有离民众而右走的倾向，为此陈提出6项决策以挽救国共合作：（1）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2）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3）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4）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5）改善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退出，只能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须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6）扶持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
会上，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主张，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陈独秀等多数人对此则持反对态度，认为这太激进，主张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也是陈独秀屡被攻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毛泽东并未提出过多的主张，从后来事实发展看，没有武力支持的农民土地政策只是一种盲目的主张，只可能激化国民党右派与中共及左派势力的对抗，促使中下级军官的早日反动。
这次会议确立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调和与折中的对策，反映鲍罗廷与维经斯基两人矛盾的妥协，此月下旬，苏联派来3位代表来华，指导中国革命。这3位代表是N.那桑洛夫、N.福金、A.阿勃雷希脱，他们支持鲍罗廷的意见，要求依靠武汉政府掌握的北伐力量，迅速北伐，党的工作主要就在支持北伐上，并联络党内的瞿秋白，指使瞿写文章反对陈独秀的路线。而陈独秀与彭述之，则支持维经斯基的主张，即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主要以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来推进革命，这被称为“传统的路线”。
据这3位苏联代表在3月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说，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威信太大，更换领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彭述之来旁敲侧击陈，于是瞿秋白就开始写作“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实际上是反对“陈独秀维经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这在郑超麟看来，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政治权术“清君侧”的现代应用。1926年秋，陈独秀、维经斯基与鲍罗廷关于北伐的争论已经公开化，前者反对北伐，要求先清除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免得北伐为反革命张目；鲍罗廷则认为在北伐中可以壮大革命力量、约束蒋介石的反动，张国焘、瞿秋白得到鲍氏支持，就与陈独秀和支持陈的彭述之直接对抗起来。因为陈是长辈、威望高，而且是中央总书记，因此他们就拿彭述之下手，以“攻彭射陈”。郑超麟说：
从那时期起（北伐争执时起——引者），瞿秋白便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活动。不是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而是在暗中进行，拉拢一些干部，首先拉拢青年团干部。他方面，他写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一名《第零国际》），表面上反对彭述之，其实是透过彭述之反对陈独秀。五次大会以前，他在武汉发表了这本小册子。
关于北伐问题争论以后，瞿秋白便称病不出席中央会议，不做工作。1926年秋，有一天，很早，我正在好睡，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要我同他去看秋白。我跟着他去。当时秋白住在西门路一幢普通的弄堂房子。他住在楼上，侯绍裘住在楼下。侯绍裘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党部负责人，“四一二”事件时在南京被杀。我们到那里看见秋白端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他看见我们二人去，有点窘，我们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回去的路上，王若飞和我没交换什么感想，各人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明白王若飞拉我去有什么意义。这是证实一下：瞿秋白是真养病，还是假养病。原来他不是养病，而是写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文章。
上海二次暴动以后和三次暴动以前，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武汉。他在武汉会同张国焘和谭平山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管中央书记和中央机关还在上海。这笔账后来也没有算。上海第三次暴动以后，“四一二”事变以前，陈独秀也去武汉。“四一二”之后，我们接到武汉电报，以中央名义，勒令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严，妇女部杨之华速来武汉。我于4月下旬去了。
我在武汉随意出入中央机关，但只有两次旁听中央会议。宣传部干事黄文容此时作了陈独秀的秘书，他每次旁听中央会议，我从他那里知道许多事情。此时，中央的范围扩大了，重要的干部即使不是第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如李立三，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第三国际派来的，以印度人罗易为首的代表团成员。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本月，共产国际还电令中共中央，不顾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反对，要求中共中央应参加国民党政府及各省政权，以免与国民党右派冲突。于是谭平山自苏联回国后，再次出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
这个时候，由于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分歧，在苏共内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严重分歧，使得中共中央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斗争，并与国际、苏联党内的动荡相呼应，瞿秋白等开始以反陈独秀的面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民党全面反共
蒋介石黄埔军嫡系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桂系军队顺东沿江西、福建征伐孙传芳部连连获胜，至3月下旬在陈独秀等领导的上海市民武装起义夺得该市后，即顺利占有浙江、江苏、南京、上海等省、市，势力大涨。
在要挟武汉政府未遂的情况下，蒋即密谋成立反共反国民党左派的右派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党、军、政大权。
4月2日，蒋介石之嫡系亲信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及李宗仁、黄绍竑8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召开所谓紧急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这是蒋暗中操纵的护党救国运动的开始。
当日，蒋介石、李宗仁与专程由广东赶来的两广统治者李济深、黄绍竑等在上海总司令部开会，密谋策划清党反共，同时也得到冯玉祥等的支持，冯此时盘踞在河南、陕西，任国民党中政会西安政治分会主任，主管西北军政探寻事务。
3日，滞留欧洲窥视国内政治动向的汪精卫，途经莫斯科回到上海，得到蒋介石让其主持党政大权的许诺；5日，即参加蒋介石等的反共秘密会议，至此，国民党内主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人物已勾结起来，国民革命进入国共摊牌的阶段。
3日，汪精卫又与中共领袖陈独秀会面，陈当时是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的。汪一步入谈话正题，即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并以吴稚晖的话来探寻陈独秀对汪的态度：吴说陈独秀只会口头骗你，不可相信他。陈见此表示愿以书面宣告公开表示中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次日，陈即起草《汪陈宣言》。
回国伊始的汪精卫，成为国共双方、国民党内部左、中、右各派力量非常瞩目的人物，尤其是左派集中的武汉政府，期望以汪主持党政，争得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与蒋介石相抗衡，鲍罗廷与中共也力促此事；而汪氏一踏上国土，即陷入右派的包围，自愿地与右派勾结，加入清党反共的联盟，同时又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与中共领袖及国民党左派头面人物周旋，借此抬高身价、两面插手，充分展现一个官场政客的各种手腕。
而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仅为一介杰出的书生，以知识分子的执著与信念，在政治斗争中自然落处下风；同时共产国际与苏俄代表又一再电令干涉，终使陈等无可适从，几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
4月初（约为3、4日），武汉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临时中央连电催促陈独秀赴汉，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问题都应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此前，共产国际亦严令放弃反蒋计划，避免左、右派的冲突，摆在中共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以政治手段促成汪蒋合作局面，谋得国共合作的维持，因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急剧右转，此时只能作口头上的书生言论，并无制止蒋等全面反动的切实措施。
4月5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发表《汪陈宣言》，即《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此宣言在中共党史有极重要的地位，几构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在此不妨全部抄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