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蒋介石
实际上，在中共中央内部，对蒋介石的权力优势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组合及国民党可能的右转，知道已不可避免，但都缺乏有效的制止措施，十分被动。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共产国际，也一再主张妥协退让以致最终完全断送中共及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伊始，迫于共产国际的组织压力，同意两党以中共“并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党内合作”，只是以其为一个“暂时”的措施。1922年11月，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以及同一时期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等都清楚地表达了对国民党性质的低视、蔑视、鄙视甚至无视，要求中国共产党独当一面领导中国革命的愿望十分强烈。陈独秀说：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斗争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就是：（1）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2）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并见《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因刘仁静英语较好，以其代替陈独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陈独秀同时还提交了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农民状况、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等4份报告。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中国革命要依赖于无产阶级，但目前无产阶级尚处于发动阶段，“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未来的成功不能遮掩现在的落后，在远落后于俄国的中国进行革命，也必须经过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先是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就“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控制领导权，因此，共产党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见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副刊》，1922年9月17日：独秀：《造国论》，载《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并见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载《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显然，这与共产国际突出强调民族革命、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区别昭彰。
陈独秀的看法实际上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把对无产阶级力量的悲观及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胶结在一起，谨慎进行工农革命，目前以资产阶级革命为主导进行国民革命，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当时辅佐陈独秀主持党务工作后来成为国民党健将的毛泽东也是这一观点。毛泽东认为：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毛泽东说，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更为显著，“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参见马林所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谈话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36页；另可见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苏联、共产国际要以国民党为主以制造远东革命高潮、建立苏联强大屏障的决心也不可动摇。鲍罗庭来华后，一切以国民党为主，听命于国民党党内的右派，主张共产党人少以激烈言论刺激、不以组织发展威胁，专心于国民党党务，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集中于全中国革命分子的党。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共产党人占据了其中的1/3至1/4，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200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陈独秀会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的已经以共产党人为主，发起建立了国民党党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12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本节内容资料多来源于此。。以致从1923年10月以后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谭平山即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
陈独秀等对此大不以为然。陈要求既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也帮助国民党，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必须注重阶级斗争，必须强调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并与国民党开展必要的斗争，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当孙中山迫于党内压力，要求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员反党”的弹劾后，陈独秀对孙十分失望，要求中共要不顾国民党的反对，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派的不满，甚至不惜准备国共分裂、组织“新国民党”。
鲍罗庭在广州一味讨好国民党，甚至不惜牺牲共产党人的根本利益，完全置共产党人以配角的地位，国民党居于绝对的支配角色。这在1924年8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表现非常充分。该会为专门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被鲍罗廷推举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鲍一同与会。会上，鲍罗廷和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远在上海的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鲍、孙此议为瞿秋白电告陈独秀。但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的决定到达广州已成“马后炮”。国际联络委员会仍然成立，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5页。)
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也倍感沮丧，9月7日，陈致信维经斯基，说：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合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
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8~529页。)
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9月23日瞿秋白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陈独秀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第532~534页、第539页。)
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中，中共中央一直强调不惜“退出国民党”的政策，但鲍罗庭仍然要求要中国共产党“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并以手段扶植与其关系密切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还是主张适当时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陈独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方式始终缺乏信心，态度消极，“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国民党内一旦有不利于共产党的决议、事件、言论出现，陈独秀即主张退出。
这样在192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局与吴廷康举行会议，就蒋介石要中共勿赞成汪精卫回国及请吴赴鄂事，讨论汪蒋之间、蒋唐（生智）之间权力应如何分配，以免他们相互间发生冲突。会议决定将国民党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回国掌握党权；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扩充4师以上力量，将地方的军队与财政与中央分开，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以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
中共中央局的如意算盘是，维护现有蒋唐军事对峙态势，适当扩充武汉左派政府的军事力量；拉汪回国，从政治上予蒋以限制；利用财政支持使地方军阀与蒋脱钩，削弱蒋之新右派的力量，这表明此时中央仍在制造权力角斗场“纸上谈兵”的游戏，并未将自己军事力量的掌握与扩充纳入日程，这也是共产国际及苏俄政府一以贯之对中共的训诫：尽力维护国民党的力量，中共仅在其中作政治与宣传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