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瞿秋白、谭平山与张国焘还是难负众望。尽管上海的蒋介石反共事件使陈独秀的威信受到极大打击，但党内所有人都没有认识到蒋的反共来得这么快；高层所有领导人也都知道这是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只是不能指责、不敢指责而已，而且所有的高层干部都支持过共产国际的错误，在此情况下，维持陈独秀领袖地位的现状就变得实际起来，这也得到指导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四人代表团”的一致同意共产国际“四人代表团”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多里奥（法国共青团总书记）、罗易和鲍罗廷。。维经斯基即说：让陈独秀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李立三也认为，党内还没有产生可以替代陈独秀的领导人。李立三说，由于鲍罗廷、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249页。)
受到共产国际信任支持的领导人开始指责陈独秀领导的错误，尤其是与鲍罗廷关系密切的瞿秋白，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但是由于鲍本人的犹豫与决策失误，瞿这时提出的许多政策也有原则性的失误，但瞿秋白仍然已是唯一可能代替陈独秀的人选；而与陈独秀观点较为接近的四大常委之一彭述之，这次落选，也是受到党内普遍攻击的结果。
关于五大选举的内幕，郑超麟在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一再记述，表示是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三巨头”运用阴谋诡计、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搞掉陈独秀的。
实际上，五大开始前，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反陈独秀的“三人集团”，郑超麟回忆说：
当时是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操纵着中央。他们预先在一个地方碰头，协调了意见，再去中央开会。他们分了工，开会时互相呼应，一切问题的讨论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彭述之同小媳妇一般，动辄得咎。陈独秀成为他们的傀儡，他们的意见又是预先同鲍罗庭协调过的。
当时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另一个人代替他做总书记。可是作了试探，结果发现陈独秀在党内威望太高，不容易撤换；此外继任人选也很难定。曾经属意于谭平山，但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争取这个位置。又曾属意于陈延年，但陈延年拒绝了。一些人分析，陈延年不是反对撤换陈独秀，而是自己不愿继承他的位置。《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
对于五大召开时的一些异常情况，郑超麟回忆说：
有一次草地上谈话时，罗亦农插进来。他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的？”他说：“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大会进行得很慢，常常休会半天或一天，我很奇怪，走去问王若飞。王若飞愤愤然说：“内里还没有谈判好哩！”这里所谓谈判是指未来领导机关的人选说的。
外国人鲍罗庭，罗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庭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犟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代替他的人，有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有提出完整新理论的瞿秋白，有做过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劳动运动元老，张国焘。可是，他方面，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权是很大的，明白攻击他的错误，这在现时是不合宜的，何况这三个候补领袖中间还有问题，——他们不肯上下。结果决定：保留陈独秀做领袖，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
选举那天，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来。过去在上海区和北方区负重要工作的同志都不在这个名单内。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都不在这个名单内。陈独秀在这个名单内，这个名单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以致国际代表团主任罗易不得不站起来抗议。罗易说了很多的话，最后说：“像彼特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个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有国际代表如此干涉，这两个名字终于加入名单内了，表决时也通过了。
未曾选举以前，李维汉就向王若飞表示他的愤慨。他说，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采取的是“清君侧”策略。但是他，李维汉，不便说话。说这话时，我不在旁，这是若飞事后告诉我的。李维汉在湖南工作，属于上海的作风，不属于广东的作风，当然站在独秀方面，可是他距离得远，又有实力，别人拉拢他，不久新中央就选他为组织部长，从此他也参加“清君侧”运动了。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54页。)郑并谈及陈独秀派（即留俄派）的重新分配：彭述之去了北方，代替李大钊；罗亦农去江西任省委书记；王若飞去上海；陈乔年则留中央任组织部秘书；尹宽去广东任省委宣传部长；郑超麟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对于中共中央公开化的分裂，作为当事人的郑超麟这样分析道：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conseilleur或ministre（法语——顾问或大臣）。第一任“大臣”是李汉俊，从共产党在酝酿时起至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第二任“大臣”是瞿秋白，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至一九二四年夏间；第三任“大臣”是彭述之，从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起至左派反对派统一时候。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得他，不仅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的。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243页。)
负责处理上海蒋介石反动后政局的上海市特委，这时扮演了特别主要的角色，由于真正看清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共的面目，于是坚决主张武装反蒋，这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策，与鲍罗廷、罗易等的决策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五大上，他们的坚决态度得到了部分代表的认同，特别是随着武汉政府的反动态度愈来愈明显时，他们在党内也越来越显示其主要地位。上海特委共由9人组成，中方代表5人：李立三、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另4人是维经斯基和3名俄国代表，负责人为李立三。除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牺牲外，李立三、周恩来均在中共中央严重转折关头进入了中央常委。
“地方实力派”李维汉
李维汉此次进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是以其深厚资历，特别是其领导下的湖南省委，为中共中央及各地方区委、省委贡献了相当一批领导干部，因此，李有较为熟络的人脉，这成为其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李维汉，谱名厚儒，字和笙，曾取名罗迈，笔名有罗夫、佳水、镜松等。1896年6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八斗冲一个较为清贫的耕读之家。父亲一生以教书为生，母亲则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先时李家曾有百亩多田地，但因经营红茶生意亏本，到李维汉出生时家产已无，唯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以维持生计。李维汉7岁随父亲入私塾，后在乡、县接受新式教育，在就读清泰乡作民学校时，与本地同乡邹彝鼎、陈启民、任弼时等是不同班、级的校友。经过几年学徒、工徒生活后，1916年春李维汉才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此时毛泽东就在该校就学，读二年级，蔡和森刚转校至同市的初等师范，经过邹彝鼎、张昆弟的介绍，李维汉与他们结识，开始有所来往。
随后，李又成为毛泽东身边同志、朋友之同仁团体——新民学会的成员。1918年8月，与萧子升、张昆弟、萧子暲、邹彝鼎、罗学瓒、罗章龙、贺果等，启程赴北京，准备赴法留学，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帮助下，于1919年10月31日自上海启程，同行者162人，12月7日抵达法国巴黎。
李维汉在留法的3年，以工厂工作为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李富春、张昆弟等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名工学世界社），影响较大，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意蔡和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俄式革命思想，参与发动留学生争取“生存权、工作权和求学权”的示威游行活动（“二·二八运动”）。
1921年年底，响应留德的周恩来、赵世炎的提议，商定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由旅欧共产主义同志通讯社、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互助社3个团体中坚分子，正式宣告旅欧少共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李维汉分任宣传，组织委员，3人分以乐生、伍豪、罗迈为代号。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1922年下半年，李呼应已回国的蔡和森的信请归国。年底回到北京，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正式加入中共，并由中央局安排，接替即将到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工作。
李维汉在湘工作4年多，较好地完成了扩大组织、动员民众、帮助国民党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北伐前期对湖南民众运动蓬勃发展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尽管遭到陈独秀等认为是“左”倾的指责与批评，1927年4月还是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后又被中央调为中组部部长。
李由武汉开完会后返湘向新任省委书记夏曦交代工作，但“马日事变”突然发生，新省委应变不力，各县农军几乎全部溃散，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中央的严厉批评，李维汉首当其冲，被认为负有直接责任，但李本人在回忆录中予以辩解。李维汉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认为，“马日事变”发生时，他已移交湖南省委书记权力与夏曦，且与中央失去联系。夏在事变突发时不告而别，李只好组织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李还考证说，所谓“十万农军包围长沙”纯粹是自我宣传，根本于实无据。（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54页。)
8月7日召开的汉口中央紧急会议，李维汉任会议主席，会后与瞿秋白、苏兆征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是协助瞿恢复、整顿和重建中央及各重要省份党组织的工作，与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对各地武装起义（主要是南昌及湘、鄂、赣等省秋收暴动）主要领导者失败责任的政治追究，引起了各地负责人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