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来后，与鲍罗廷的政策也是很快发生激烈冲突，1927年5月25日，罗易致信斯大林，严厉指责鲍罗廷，说：“鲍罗廷实行的是葬送革命的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政治影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同莫斯科的关系的垄断的基础上。”同②，第274页。)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决策地位与决策趋向之艰难，可想而知。所以，郑超麟就说，共产党内的反陈独秀势力、中共中央的分裂都是共产国际鼓动、煽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都同国际代表有关系”。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陈独秀威信尽失
蒋介石军队在上海反动后，时在武汉的陈独秀、鲍罗廷、罗易等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商谈革命去向问题。这时作为苏俄代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的鲍罗廷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罗易之间又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鲍罗廷主张，继续北伐及向西北发展，此被称为“鲍罗廷发明”的“西北学说”。按李立三的回忆，4月3日，武汉的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杀死中国工人，并将租界内的劳动群众驱逐出境，武力封锁租界；同时英、日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还警告武汉政府，准备武装干涉武汉政府，来势汹汹，鲍为之吓倒，发明了西北学说，以为东南帝国主义力量太大，不能做革命根据地，小资产阶级也动摇了，对此只能妥协，出路是到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那儿可以联络冯玉祥，接近苏联。这也是鲍竭力主张北伐的原因。
陈独秀赞成鲍之主张，说，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目前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认为若深入革命，巩固武汉革命基地，就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要求，这样，共产党人就必然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而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罗易则认为，北伐前必须做好一定的准备，即巩固武汉基地，开展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并将鲍的“西北学说”斥之为机会主义。其他中央常委张太雷、彭述之支持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谭平山、张国焘建议回师南伐广东李济深。瞿秋白则主张先东征反蒋，然后北伐。
罗易是共产国际首席代表，于1927年2月16日到达广州，来华传达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指示，即《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决议强调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实现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得以共产党员代替左派的工作，只能支持左派、协助左派。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283页。)
鲍罗庭决然表示，如果你们反对北伐，我就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共产国际罗易意见是错误的，会议接受了鲍的主张，赞同协助国民党继续北伐。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67页。)
16日，陈独秀指派李立三、陈延年到上海召集中共上海特委会议。决定调罗亦农去武汉，由陈为上海代理书记，与李立三、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委；先北伐，暂缓反蒋，这遭到上海特委的强烈反对，他们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硕夫6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对暂不反蒋提出异议。
18日，中共上海特委再次举行会议，追究中共中央对沪区工作的错误及责任问题，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争夺领导权没有决心，要求中央完全承认错误，尤其是彭述之不能再站在中央委员的地位，并明言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有领导的责任。这是整个大革命时期，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最直接了当的公开批评，表明到此时，陈的威望已大为减弱，政策错误已到了使地方党部愤怒的程度。
这期间，陈独秀与张国焘、谭平山作为中共代表，多次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争论多是一些小问题，但汪精卫政府已有分歧的倾向，且在两湖军人日渐反动的趋势下，这种倾向愈加明显，陈独秀曾在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
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各样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陈独秀之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引自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陈独秀这种洞察证明是有先见之明，但是他又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而鲍罗廷、罗易则继续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中共整个领导上层已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于是，期望通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4月20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陈独秀说：“我和汪精卫、谭延闿谈过话……我简要的谈到共产党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也许彼此还不够了解，汪精卫回答说……共产党不能当反对党。任何问题都要同国民党讨论，一定在政策上达成完全一致……最后讨论了给纠察队发武器的问题。谭延闿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我要求他们要很小心，只发给可靠的工人……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开枪，可能也会向汪精卫开枪。”
此日，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说：“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陈独秀报告仍是以前妥协退让、以求与武汉政府合作的主张，并深受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影响，提出革命形势正处于低落时期；但也承认中央在反对孙中山北上、主张退出国民党、消极对待北伐等方面存在领导的错误。这个报告还是遭到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的批评，这是陈独秀自任中共领袖以来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遭到这么多的批评。
但是，由于陈独秀无法超越的威望，特别是在上海3次武装起义中卓越的指挥，使陈仍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这也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认可与支持，虽然苏俄及共产国际曾有改变中共领导的动议，但时机尚未成熟。罗易在5月9日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这次大会是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即确定了党的正确政策和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
在4月上旬陈独秀等到武汉后，在鄂的一些中央委员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开始正常举行中共中央会议。此时上海蒋介石、李宗仁新军阀势力及广东李济深粤系军阀已经发动反共事变，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正在宁、汉两边周旋要挟，但倒向蒋介石右转的倾向愈来愈明显，这样武汉革命形势出现极为复杂，于左派十分不利的局面，内部的分化瓦解开始加剧。
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主席），是中共的顶头上司；鲍罗廷则是苏俄政府驻中国的代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手中掌握着苏俄政府的经援与军援，是武汉政权的核心人物，他们两人的观点往往左右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可惜在此严重关头，两人的政策、方案并没有切实的成效，只是流于冗长的辩论。
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主要负责工作的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7名中委，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经常参加会议的讨论，这些人基本上构成了五大新组成的政治局。
五大到会代表80人，大会主席团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苏兆征、顾顺章、李维汉等15人组成，秘书长是蔡和森，代表着全党57967名党员。这其中除了一般熟悉者外，顾顺章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上海享有较高声誉的工人领袖，此人后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李维汉则是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领导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引人注目、名望骤升的，他是这次大会上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大会选举出29人中央委员和11人候补中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29名中委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陈延年、谭平山、邓中夏、彭湃、罗亦农、项英、张太雷、王若飞、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向忠发、赵世炎、罗章龙、贺昌、顾顺章、陈乔年、夏曦、彭公达、郭亮、杨之华；11名候补中委是：毛泽东、陈潭秋、李震瀛、彭述之、袁达时、林育南、庄文恭、吴汝铭、刘伯庄。
大会同时选举出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政治局常委会则由5人构成：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为秘书长，但周在上海，并未到任。
这次大会并选举出较为完善的中央领导机构，其构成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国焘、宣传部部长蔡和森、职工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农民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
地方组织主要负责人分别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7月罗亦农由上海调来接替；湖南省委书记夏曦，但夏因在马日事变中的优柔寡断、临阵退缩被郭亮接替，郭任代理书记，到6月由毛泽东接任，7月则由任卓宣担任；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但陈这时已调赴上海，主持省政者是组织部长穆青、宣传部长贺昌和工人部长周文雍等人；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代理书记赵世炎及组织部部长郭伯和均被蒋介石军队逮捕杀害，该省党的工作遭受重大摧残，后分别成立江苏省委与浙江省委，但其主要地位已不复存在；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后由陆沉担任，陆为湖北黄冈人，是湖北农运领袖之一，此后不久被捕叛变，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重要叛党人物；浙江省委书记庄文恭，安徽省委书记尹宽；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河南省委书记关向应；山西省委书记王瀛；陕西省委书记耿炳光；四川省委书记傅烈；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副书记彭述之，这是中共中央在北方的派出机构，统辖北方各省的党组织，其地位要高于一般省委；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这是北方区委在4月被张作霖破坏后重新成立的，负责河北、北京、天津的党组织，常委、组部部长是于方舟，北京市委书记是马骏，牺牲后由李渤海接任，但李旋即叛变，天津市委书记是李季达，唐山市委书记是彭真。
从五大的中央领导成员的构成可以看出，地方党的负责人的力量在加强，尤其是上海与湖南，一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地区，二是农运开展最好的省份；相反革命的中心武汉，则由于中央领导群集，直接领导成分更多一些。
陈独秀的当选是共产国际不得已的选择。共产国际已经在中共中央内部扶植一个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反对派”，主要是瞿秋白、谭平山与张国焘。瞿秋白得到鲍罗廷的支持，而谭平山则是在本年年初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并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指定为中共五大的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这一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实际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信的起草者，主要成员是彼得罗夫（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谭平山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瓦西里耶夫。（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张国焘是折中派、实力派，但是，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继续支持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这一点，作为中共五大最主要的决策人罗易在其报告中对陈独秀有严厉的指责，认为陈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罗易说，谭平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