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在华下属机构有：
（1）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5月成立于中国的上海，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科，由3人组成临时执行局，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任负责人（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1888-1942年）当时为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政委，在东亚书记处解散后担任过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维连斯基在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在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直接进行实际活动，（在上海）成立组织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三个分部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每个分部由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3至5人组成）。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执行局，并有由在东亚工作的俄共党员代表会议推举的两名俄国人参加该局工作。”该机构组织关系、与中国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见以下两图。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3期。
（2）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8月成立，设址在伊尔库茨克，隶属于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主要成员有西伯利亚局负责东方工作的全权代表冈察洛夫、处长布尔特曼、副处长加蓬，下设中国科、朝鲜科与蒙藏科。因该处为俄共一个州下的办事机构，不利国际交往，在1921年年初结束，工作转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1年年初成立，设址在伊尔库茨克，其职责在领导远东国家的革命，主要领导机构是远东书记处主席团，领导成员主要有：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副代表明斯克尔、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鲍得里茨基、办公室主任布卡特、情报科长斯列帕克、中国科俄方书记马马耶夫、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达林等。该组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整合中国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为统一的共产党。1922年2月，该组织解散。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1922年1月成立，1923年1月扩充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将上述远东书记处主要成员并入，因机构设址在海参崴，亦称共产国际海参崴局，其主要工作职责是领导中国、朝鲜与日本的共产党组织，主要领导人是维经斯基，1923年7月该局被撤销。
（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成立，主要领导成员有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扬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福京。
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格列尔（书记）、拉菲斯、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该机构随即决定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6月中下旬正式开展工作，主要领导成员是维经斯基、格列尔、拉菲斯、福京组成的“俄国代表团”，维经斯基（化名谢尔盖）为主席，负责对远东局工作总的领导和代表处工作，并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格列尔（化名教授）负责工会、福京（化名年轻人）负责青年团、拉菲斯（化名马克思）负责情报与宣传、秘书。同时，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执委会参加远东局，中共中央应定期向远东局报告工作，必要时还要就主要政治问题与远东局协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参见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69页。)
这一时期，加拉罕作为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在北京设有苏联政府驻华代表处，主要负责与北京政府的联络工作，以及指导北方革命运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参与领导，加拉罕管理着莫斯科在华的所有其他代表；鲍罗廷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全权代表，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主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的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与广东的中共组织（即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等参与领导；维经斯基为主席的远东局则主要领导中共中央，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张国焘等参与领导。
这三人互不管辖，但都可以对中共中央施加影响，尤其是掌握联共（布）对华援助主要资源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顶头上司的维经斯基，对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张秋实：《瞿秋白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9期。相对来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亲密，如郑超麟即说：“一九二六年底，来了三个俄国同志，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一个青年人是少年国际代表，我在C.Y.中央机关常看见他宣传反对伍廷康。其他两个，我未看见，他们在领事馆开会时我没有去，但记得一个人，假名就叫‘马克思’，是个理论家。独秀，秋白，彭述之常到领事馆去，同他们讨论革命根本问题。独秀和述之保持旧路线，秋白同新来的俄国同志一致主张新路线。伍廷康似乎在根本问题上同独秀一致的。此时，广东有信来，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态度问题，这信，秘书处曾发给各地讨论，上海赞成中央意见，北方来信坚决拥护中央，反对广东。后来听说‘马克思’曾发表这个意见：陈独秀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伍廷康即维经斯基，有时亦写成吴廷康。
在华指导中国革命的外国领导人员，却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斗争，几乎在三个组织之间、每个组织内部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这又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错综复杂，导致中共中央政策经常性地出现摇摆、动荡，莫衷一是。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比如，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布哈林结成同盟，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形成政治斗争；派驻中国的三个组织机构之间的分歧，北京的加拉罕与上海的维经斯基、广东的鲍罗廷与维经斯基，大革命后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与鲍罗廷；在每一个组织内部，亦是分歧不断，互相向莫斯科告状，内耗极其严重，如北京加拉罕的“三人小组”（加拉罕大使、武官叶戈罗夫、副手特里福诺夫）之间，叶戈罗夫，与在南方指导国民党的加伦将军（布留赫尔）同为苏联最早的五位元帅之一，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上海远东局的维经斯基与拉菲斯、福京之间，广州的鲍罗廷、加伦、古比雪夫之间，都是矛盾重重。
1926年6月21日，维经斯基致信加拉罕，严厉批评鲍罗廷专心支持蒋介石，此时正是“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也是维经斯基到任不久。中山舰事件处理的主要决策者是联共（布）中央的布勃诺夫使团，他们与鲍罗廷一起决意对蒋妥协，最终导致整理党务案的提出与执行。维经斯基在信中说：“（鲍罗廷）他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把他看做是广东最现实的力量（这是对的），他认为反对他是危险的，这就使蒋有理由认为，不管他对共产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的。由于鲍罗廷的这种政策，蒋介石的进攻野心越来越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9月22日，远东局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指责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广州区委在这两年在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政策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这鲍罗廷要负主要的责任，如果鲍罗廷继续留任，对于更换广东区委任何领导都无实际作用，因此，维经斯基与拉菲斯、福京联名提出，“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同③，第529~530页。)”
但是，鲍罗廷与莫斯科的关系尤其是斯大林、布哈林的关系比维经斯基要更为紧密，鲍氏实际上一直在执行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政策，因此，在他们的争执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最终裁决，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支持鲍罗廷，“在任命驻北京全权代表以前，让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624页。)12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同①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同时，远东局内部分歧公开化。拉菲斯、福京一再向维经斯基发难，要求莫斯科派一位相当的联共中央委员来领导，维经斯基支配作为副手。鉴于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矛盾，维经斯基与远东局内部成员的矛盾，莫斯科最终决定召回维经斯基，11月作出派出印度人罗易为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取代维经斯基。此时，革命的重心来到武汉，处理中国革命的“三巨头”是鲍罗廷（化名银行家，驻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维经斯基和罗易（化名约翰逊），起决定作用的是鲍罗廷。索特尼科娃，李颖译：《负责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1920-1931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此后，远东局机构人员变动繁复，到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中国委员会成立，直接领导中国革命，组成人员为布哈林、拉斯尼克尔科夫、布朗和候补委员马吉，远东局则由罗米纳兹负责；11月，罗米纳兹返回苏联；远东局成员相继有米特克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牛曼、阿布拉莫维奇（化名阿尔诺或阿尔布列赫特，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组成。在1928年中共六大莫斯科召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组成中国主席团（政治书记处），由瞿秋白、黄平、王明等组成，指导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工作。远东局的设置则一直延续到1931年6月顾顺章叛变后，事实上停止活动。同③，第314~316页。)
武汉分共后，维经斯基被调离中国，1953年去世，这是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能够寿终正寝的少数人之一。维经斯基在1930年在苏联《中国问题》第4、5期上连续刊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188页。)
但是，在华工作人员对维经斯基的评价却相当糟糕，如阿尔布列赫特在1927年2月25日，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告状说：“他的全部工作是玩弄手腕、抹平棱角和调和妥协。不是给党提出明确的指示，而是以卑劣的外交手腕把他们搞得糊里糊涂。据党中央委员们说，俄国同志的威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第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在耍阴谋，这在中国是最糟糕不过的了；第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没有方针，他应对中央至今的工作和决议不明确负全部责任；第三，他凭印象办事，把党中央的工作搞得混乱不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页。)在另一封信中，阿尔布列赫特说维经斯基，“什么信念也没有，把这一事业（中国革命——引者）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它像松鼠蹬轮子似的来回折腾，吹牛搞阴谋。”而鲍罗廷则“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同②，第130~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