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不同于前几次中共党代表会议，在于明确提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方式，进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中央的指责。其最本质的意义就是“暴动”、“总暴动”。8月21日，八七会议产生的新领导班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提出：“现在本党总方针应该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乘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对此，六大予以很高的评价，说：“八七会议用布尔什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标志着“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罗明纳兹召开八七会议最主要的目的是对中共中央人事进行调整，改组他认为不得力的政治局，因此，本次会议对于五大中央的变动是相当大的，构成了以瞿秋白为核心的新领导。会议以投票方式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组成，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五大”的中央政治局只瞿秋白、李维汉两人留任，在南昌指挥暴动的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全部落选降格为候补；谭平山则完全被剥夺中央权力，会议是以追究“机会主义错误”的名义予之以严厉处分，这些要员正率领暴动部队疲于逃命，形势岌岌可危，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一起首先要追究其“失败”的责任；新进的政治局成员向忠发非常引人注目，是作为湖北工运领袖、工人代表与苏兆征、王荷波一起进入领导核心的，这是向日后得到斯大林赏识而短暂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始点。
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瞿秋白分工主管农委、宣传部，兼任党报总编辑，实际负责全局工作；苏兼管工委，李兼管组织部、秘书厅。
关于瞿秋白能够领衔中共中央，李维汉认为是瞿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理论贡献，显然不仅仅如此。瞿在反对戴季陶主义、“陈独秀投降主义”方面有相当成绩，在中共党内没有疑问，但在当时，任弼时、蔡和森尤其是蔡的理论才华似乎更胜一筹，但蔡仍然落选，未进入政治局，瞿的突出应该还有别的因素。郑超麟说到瞿的“政治权术”，但另二人张国焘、谭平山也在此不输于瞿，其真正原因在“瞿秋白的地位建立在国际上，在俄国人上”。郑超麟这样回忆说：
1927年11月的中央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开除了谭平山出党，并给张国焘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谭平山在上海办刊物，大骂瞿秋白为“研究系余孽”。
八七会议以后留在汉口的中央由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三人主持工作。迁回上海也是如此，自然加入其他的人，首先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基础是“军委”。罗亦农的基础是“陈独秀派”，前称“莫斯科派”。即我们这些于四次大会前后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此时以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为代表。李维汉的基础是湖南来的干部，他们人数不少。瞿秋白的基础是什么？瞿秋白在党内干部中没有基础。高级干部拥护瞿秋白，只有张太雷一人，此时作广东省委书记。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载《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郑曾为瞿的秘书。瞿秋白即以“机会主义的余毒”称谓谭平山、王若飞等人，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苏联出版），转引自《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72页。)
另一“失意人物”张国焘也是忿忿然，认为瞿秋白的当选纯粹是共产国际与瞿秋白演绎的“夺权阴谋”。
周恩来对八七会议也是很有意见，认为他存在两大缺点，一是“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来，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是开始了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有“惩办主义”的错误。周分析说：
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人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以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载《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4页。)
李立三对此次会议是这样评价的：
“八七”会议完全在国际指导之下。在五次大会以前党内尚有反机会主义的话，在五次大会以后党内完全没有反机会主义的声音。假使没有国际的指导，党便无坚决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时国际派来了那文拿夫（指罗明纳兹——引者）同志到中央，他非常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他一到中国来非常严厉批评机会主义错误，对陈独秀、谭平山公开的批评。这时五人中央（指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引者）是在动摇中，国际不是这样，中国党完全破产。国焘同志不愿意陈独秀退出中央，而且以为没有办法召集会议。国际代表经过两次三次催促，并声言如不召集会议他便直接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派人来江西征求对国际的意见。我与恩来在江西这时还是动摇，秋白同志在庐山与鲍罗庭计划南昌暴动，我们与秋白讨论，秋白同志指出我们应当坚决同意国际代表的意见，他的观点是在组织上的，但对政治上机会主义完全没有感觉到。国焘同志仍然是动摇的。这时武汉接到不正确的消息，谓南昌暴动计划动摇，决定派国焘同志到南昌来，因此召集“八七”会议参加的人除中央以外只有湖南代表，中夏以上海书记名义出席（当时决定派中夏到上海，未去），我没有参加“八七”会议，其详细情形不知道，和森同志参加这个会议。国际代表在会议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使每个同志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中没有争论，一致反对过去机会主义，完全同意国际新的路线。李立三：《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267页。)
在中共中央组织上，八七会议规定，本次会议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一切职权”，直至6个月后党的六大的召开；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直接领导，以秘密方式联络，各省委、市委、县委、区委，均在党部委员会中成立常委会，作为指导机关，由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执行该党部委员会一切职权；实行极严格的秘密规律，严守党的纪律，否则予以从严惩办；各党部委员会，应组织审查委员会（省委即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中有否不可靠分子，肃清机会主义分子。决议明确规定，在现时秘密状态下，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载《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6页。)这表明，瞿秋白中央以清算陈独秀“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为工作重点，彻底惩办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且中央权威依赖组织体制、依赖共产国际的支持也能够迅速树立。
南昌“群英会”
随着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公开反共，整个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化为乌有，中国革命陷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改选后的中共中央首要任务便是以革命的英勇姿态回击国民党的反动，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重新鼓舞起革命同志的斗志，在城市开展武装暴动，在农村进行减租抗租运动，夺取全国政权。
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仍是按照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城市革命为重心，在1927年酷夏之后，两三年时间里全国革命暴动几成星火燎原之势，大大小小有几百次之多，下面列举其要者进行论述。
7月中下旬，到达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恽代英等议决，放弃原来联合张发奎回师广东的计划，改以在南昌发动军事暴动，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获中共中央常委会批准，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暴动。26日，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这样，中央常委会即派张国焘赴南昌传达。
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时，暴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张以起义没有绝对成功把握、没有得到张发奎的支持与同意反对起义，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等的坚决反对，谭甚至以绑起来枪毙来对张表示坚决的态度。张国焘表示少数服从多数，8月1日晨2时，起义如期进行。
参加南昌暴动领导的中央委员甚多，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五大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中委恽代英、彭湃，几乎包括了当时能够公开活动的中央领导人，足见临时中央常委会对此的重视。
参加起义的主要部队有叶挺部（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5500人，贺龙部（第二方面军第20军）6500人，周士弟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25师一部）3000人，朱德部（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500人，中央农讲所等80人，总计15580人，曾祥健：《南昌起义人数考》，载《南京史志》1997年2期。蔡廷锴指挥的第11军第10师也被迫参与了起义，但中途逃遁。起义以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在以后共和国公布的第一批元帅、大将、上将中，参加南昌起义的将星很多，举其要者有：
朱德元帅，时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到职），暴动广东潮汕失败后，收拾残部转战粤北、湘南，将暴动骨干力量保存一部分，加入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红军。
林彪元帅，时为第11军第25师第73团第3营第7连连长（时陈毅任该团指导员，参谋长为许继慎；该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参谋长张云逸）。林为黄埔四期生，生于1906年，湖北黄冈人，后随朱德、陈毅统领的起义军余部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为毛泽东所赏识、器重，成为井冈山、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主要将领，历任红四军第28团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抗战全面爆发后，林任八路军绝对主力第115师师长之职，指挥过平型关战役。抗战结束后，奉毛泽东命进入东北，统军与国民党主力展开东北决战，经辽沈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由2万部队出关到12万大军入关，指挥平津决战，后又挥军南下，横扫大半个中国，直到中国最南端海南岛，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长年休养，到1959年参与反对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政治斗争，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助手，后又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犯下许多罪行。1971年9月13日林出逃苏联因飞机失事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年65岁。林彪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被称为“游击战争专家”。1981年林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被永远开除党籍，同时折戟沉沙者还有妻叶群、子林立果等。
刘伯承元帅，时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刘为四川开县人，生于1892年，毕业于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后留学于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早年为川军著名将领，有“独眼将军”的美称，擅长运筹帷幄，谋略策划。起义失败后即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被分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旋因反对李德、博古的军事冒险主义被撤职，至长征遵义会议时军职才得以恢复。抗战开始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率部转战华北晋冀鲁豫地区，是八路军三大支柱部队之一的主要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与邓小平率部兵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拉开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后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及大西南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军事院校的筹建工作，1958年被指斥为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受到批判而离开领导岗位。“文革”结束后复职，1986年病逝于北京，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