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庭改组中共中央
鲍罗庭动用共产国际的训令，对五次大会的中央领导作出大改换，虽然组建了五人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但核心仍是鲍罗庭。为了避免陈独秀及拥护陈独秀诸人的反对，又将瞿秋白、蔡和森暂排除在外，实际上按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领导仍应以与共产国际及苏俄代表亲善的瞿秋白。
1927年7月12日以后，鲍罗庭与瞿秋白等一同走上庐山，名曰避暑休养身体，实际上是准备中央改组及追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但新的中央政治局，一露面即显示出与以往陈独秀中央不同的面貌，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谴责国民党中央及武汉政府压制民众运动的政策，宣称中共党人退出国民政府，但又表白“共产党员绝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随之，共产国际发来电传，对中共领导层多加指责，调回罗易与鲍罗庭，决定重新对中共进行大改组，中共历史由此进入“瞿秋白中央”的时代。
大革命失败的领导责任，与苏俄内部及共产国际中政治、权力斗争息息相关，显然在苏俄眼里，中共中央仅仅撤免陈独秀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刚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仅是一种权宜的应急手段，并非共产国际的本意，因此，在大革命已全面失败的背景下，对中共领导层进行大改组，是势在必然。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称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决议主旨是追究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的中共现领导。断言中共中央已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不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提出：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员，拒绝承认那些违反了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决定说：
共产国际在秘密的指示中，一再最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曾经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它就要公开地批评它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乃是自己的革命责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21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决定中不点名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点名批评谭平山，认为“谭平山毫无勇气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代以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
7月中、下旬，在庐山上密商好中央改组的鲍罗庭与瞿秋白回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及解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鲍罗庭即奉调回国。鲍罗庭回国前，表示中共中央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不能给托洛茨基以攻击斯大林的口实，瞿秋白亦表示，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负，否则中央的领导会破产，损失太大，只能由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这是因为，陈本有重大过失，且拒不认错，只能将全部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页。)瞿秋白还告诉张国焘，鲍罗庭希望中共中央由瞿秋白、张国焘领导，瞿主持理论的研究，张主持实际的工作。
鲍罗庭这位在中国大革命浪潮中叱咤风云的俄国人回国后饱受冷遇，斯大林未曾接见他，郁郁不得志的鲍氏后因与美国名女记者斯特朗的交往受到株连迫害，流放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1951年在那里病死，时年67岁。
瞿秋白、张国焘与谭平山本是共产国际安排继承陈独秀位置的“三巨头”，首先是谭出局，因为与国民党政权过于亲密的关系，虽然在国共关系亲密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是谭平山获得共产国际的青睐，但现在清算“机会主义”，谭即成为追究中共中央责任的另一牺牲品。瞿、张二人商定，立即将中共中央秘密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共中央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决不要损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共产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威信；中共中央必须改组，陈独秀不能再担任总书记职务。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页。)但是7月23日，随着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纽曼来华，对前中共中央领导大肆指责与惩罚，宣称要反对机会主义，开除陈独秀，一切都有了改变。
罗明纳兹首先找到瞿秋白、张国焘，对二人进行了严肃的谈话。罗明纳兹表示，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被开除党籍。罗明纳兹希望瞿、张立即觉醒，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同③，第612页。)
26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张国焘去南昌传达指示，争取已经准备起义的部队等待张发奎一同起事。这时，中央常委已经一分为二，大部如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到达南昌，策划武装暴动，留在武汉的仅有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等要员。对于张国焘被要求到南昌“传旨”后遭到指斥一事，张国焘很是耿耿于怀，张说：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17页。)
对于这段瞿秋白、张国焘及谭平山等的权力纠葛，郑超麟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初到上海时，两派——陈独秀派和反陈独秀派——并不明显对立。过去，在武汉的阴谋组织，此时已经解体了。中心人物：秋白，国焘，平山，各走各的路。秋白留在汉口，占据中央，后二人则都在叶贺军中。平山做了“八一暴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国焘则躲在幕后摇鹅毛扇。叶贺若是如愿攻下广州，他们二人将在广州成立中央，而排斥一切不在军中的领袖。可是叶贺在潮汕溃灭了。平山和国焘辗转来到上海，他们二人负了这个失败的责任。平山干脆被开除出党，国焘留党察看不知什么时候。这一方面是国际要找替罪羊羔去负潮汕失败责任，正如将陈独秀当作武汉失败的替罪羔羊一般，他方面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要利用这个机会排除竞争者。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71页。)郑并说，与谭平山接近的杨匏安、罗绮园都被发配到上海。
8月4日，罗明纳兹两人来到长沙，向湖南临时省委施加影响力，决定临时中央人选。在俄国领事馆召集的省委会议上，罗明纳兹要求与会者签名赞成省委打倒拒不执行第三国际决议的陈独秀，为代理书记易礼容拒绝。易表示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名望，在党内还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于此无结果而散。易礼容是湖南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1年即加入毛泽东等发起成立的党小组，是新民学会的核心会员，也是国共合作时湖南社会活跃的跨党人物，在湖南省有较高的名望。此次顶风据理力争，受到共产国际的排斥，八七会议召开前夕，蔡和森力荐毛泽东、易礼容进入中央领导层，不仅未被采用，反而遭到会议的指责，被斥为组织个人宗派小团体。
瞿秋白、张国焘商定展开中共中央秘密会议，在罗明纳兹到后加快了进度。在张国焘去九江传递中央指示、谭平山在南昌筹划暴动的情况下，瞿秋白主持召开了8月7日的中央紧急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鄱阳街139号2楼的公寓里（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洛蜀莫夫的住所），21位中央代表出席了会议，因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故称“紧急会议”。到会者中有中央委员10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而五大中央委员31人，陈独秀是在武汉，瞿秋白未通知与会；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彭湃、周恩来、恽代英、贺昌等在南昌正在避难的过程中；彭述之、夏曦、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李涤生等不在武汉；赵世炎、陈延年已遇难；杨之华在武汉，未出席。还有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因军委书记周恩来及成员聂荣臻、颜昌颐等在南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两位俄国代表。邓小平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只开了一天，议程非常匆忙，据与会的陆定一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是中央秘书，他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记录上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个苏联同志。在我印象中，会场上没有别的苏联人，“两个苏联同志”大概是指洛卓莫夫夫妇，但我只见到“妇”，未见到“夫”。
因为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听说有人怀疑这份记录的真实性，也有人说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我看到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不是事后的追记。
会议由李维汉同志主持，他简略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上面说的成立五人常委会，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只是同国民党联系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李维汉同志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国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倾向，并改组中央，等等。他也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订7月28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今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他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二、常委代表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三、改组中央政治局。
接着，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纳兹只有30岁左右，侃侃而谈，颇善于辞令。因为要经过翻译，他的报告占去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上午。
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记不得有什么饮料，大概只是喝茶或开水吧。吃完午饭只休息半小时左右，又继续开会了。
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自从“四一二”以后，党内多次讨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党的五大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也没有见诸行动。这段时间里，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制订了这些文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成果了，当然还要看是否能真正实施。因此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分歧意见，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9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任弼时、彭湃；候补委员7人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有的书上写，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这不是事实。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出去一个人。我是离开得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的。陈清泉：《陆定一谈八七会议》，《党的文献》199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