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遭受大挫折
1927年春夏之交，中共及中共中央几遭全军覆没的没顶之灾，蒋介石、李济深、张作霖，冯玉祥、汪精卫、刘湘等分别代表各割据军阀政府，纷纷以血腥手段，暴力镇压革命势力和共产党人，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在1927-1931年四年多时间达到极限。没有法律的制约、独裁专制、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民党新军阀黑暗统治，使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极度残酷的血泪岁月。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上海大屠杀，首先是中共掌握的工会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当场被害者几百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骗以赴晚宴而被捕，15日被暗害（活着以麻袋扔入江中）；顾顺章（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也被扣押；周恩来时在商务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亦被诱骗至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周走后，指挥部无人指挥，工人武装不3个小时即被解除。周恩来在30年后的1957年回忆这段历史说：
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劻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2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罗亦农闻讯后，立即派人通过二师党代表赵舒将周救出，这是29岁的周人生中最为惊险的经历之一，他总结教训说：
我们那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深入。最主要的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青年人革命热情很高，但我们那时好像天下大事就那么容易，青年稍微有一点成功就容易骄傲，至少是头脑发昏，结果给敌人骗了。《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13日上午，闸北工人集会游行至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抗议请愿，结果遭致有准备的士兵开枪扫射，枪击持续十五六分钟，当场死亡百人以上，伤者不可胜计，血流满地，呼号啼哭之声惨不忍闻；随之，上海、南京等市宣布戒严，对工人集会和罢工示威以“反革命”论罪，以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上海警察厅长杨虎为前台刽子手头目，公开悬赏捕杀共产党人，“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给洋一千元，附从者每名赏洋五百元。”不及10日，被拘捕至龙华总指挥部的共产党人有1000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著名中共早期领导人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代理书记赵世炎、组织部部长郭伯和等先后牺牲。
旅美名作家韩素音对这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屠杀行为记述道：
另有8000人在第二周内被杀。近6000余名妇女、少女、工人的妻子、女儿被转手卖给上海工厂做工或给妓院当妓女。在上海外国女人的心目中，杜月笙这个人贩子当成了英雄。蒋介石为他授勋，称他为社会栋梁。
4月9日，南京发生反动事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部长戴盆天、商民部长黄竞西、宣传部秘书高尔柏、妇女部秘书范志超、省政府筹委会秘书主任张曙时（大都为共产党人），中共南京地委负责人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均遭逮捕，大多遇害。
4月12日，广西李宗仁桂系政权在蒋介石旨意下共同反共，逮捕13名在桂的广西中共领导人，随即全省大逮捕，捕之即杀，“左”倾分子也不能幸免。
15日，留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宣布全城戒严，袭击工人纠察队，捣毁、破坏中共机关，被杀害的中共要人有熊雄、孙炳文、刘尔崧、萧楚女、邓少铭、雷荣甲、谭其镜、毕磊、沈春雨等人。
4月4日，国民党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东路军后方代总指挥兼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发动福建事变，掀起反共浪潮。闽变是最早发动的清党运动。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宣传部长兼共青团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厦门市委组织部长罗扬才、总工会副委员长杨世宁，中央特派员马式材、李培桐等先后遇难、逃亡。到年底，全省被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工农群众达1305人，被杀者569人；政变前全省有共产党员150人，政变后连团员一起仅剩20人。
4月11日，由蒋介石“恩师”、老右派张静仁坐镇，浙江省杭州市在市公安局长章烈直接指挥下，大批军警袭击市党部、总工会，搜捕革命者；宁波作为蒋介石集团的老家和发源地，杨虎、陈群更派来“嫡系部队”，施用残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对革命党人进行镇压。共产党员杨眉山（市党部常委）、王鲲（总工会主席）被斩首，胡焦琴（女）先被刺胸再遭枪杀；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宣中华、安体诚等亦在此被捕，相继遭杀害。
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拉拢下，与部分入川的黄埔学生军共同发动重庆惨案，突然搜捕共产党人及左派机关，杀害400余人，工人纠察队被全部消灭，著名共产党人杨公（省执行委员）、陈达三（省监察委员）、张思吉（济难会代表）、漆南勋（二十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廉渊（省党部干事）等遇难。随之，川军刘湘、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等联名通电反共，归入蒋介石阵营。
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反赤，袭击苏联驻中国使馆，李大钊、范鸿劼等被抓捕，28日遇难。
5月21日，驻长沙的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二十五军军长何键支持下，发动“马日事变”，搜捕、杀害共产党员3000余人，湘省重要干部李异云（省议会代表）、田波扬（省党部青年部秘书）、贾云吉（学联总务主任）等当即被害，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遭到血洗，马氏宣布脱离武汉政府，揭开武汉反共的先声。
6月5日，江西省主席兼三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礼送”著名党人刘一峰、方志敏、李松风等出境，随即江西全面反动，地主武装反攻倒算，农会及其成员遭到重大打击。
6月底，冯玉祥在陕西、河南、甘肃等省“清党”，先礼送中共重要干部刘伯坚、邓小平等出境240名，然后进行搜捕，杀害者近千人。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在山西大规模“清共”。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很快控制武汉政局，其时，武汉政府控制的军队只有唐生智的湘军，与北面大兵压境的冯玉祥西北军及虎踞东南的蒋介石黄埔军、李宗仁的桂系不成比例，武汉政权弱势明显，而且，江汉平原的夏斗寅已然公开叛变，南方的何键军队虽有张发奎的粤军制约，但几成四面受敌之势，兼之，分共、反共呼声在国民党内渐成主流，作为政客的汪精卫决定公开分共。
7月14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1）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会议；（2）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3）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联，讨论切实联络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声称：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又称：“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办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15日，汪精卫继续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对罗易告知他的共产国际电报进行指责说，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孙科、顾孟余积极支持汪精卫。孙科愤愤地说：“第三国际放一个屁，也要说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个决心走第三条路。”顾孟余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的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三项办法，16日，《汉口民国日报》公布了此三项办法，并公布《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及《保护农工之训令》。前者宣称：“有对于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身体自由，诬指他人为共产分子，意图陷害者”，“依法严办”；后者宣称：“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定于8月15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1）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2）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3）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同日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各军将领尽快查明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劝其脱离关系，并禁止秘密会议。
武汉政权既已公开分共，各地相继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党员事件，19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布《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已经同南京政府走上了一条路”。汪精卫对此极为震怒，25日，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这样毫无道理的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应该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闹，莫怪我们翻脸了。”会后，陈公博起草并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要共产党“自憬”，“如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发生罢工；8月1日，谭延闿称：“我们对付CP并没有破脸，现在他们鼓动罢工、罢市，是他们先破脸，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陈公博称：“我们应当一面抓他的领袖，一面设法避免军警同工人的冲突。”南昌起义后，汪精卫集团的情绪更为激昂。8月5日，汪精卫说：“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他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8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会上再次表示：“现在说是容共的，就不算得是人！”当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1）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免职通缉拿办；（2）列名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的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等开除党籍并免职。同时，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1）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2）著名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3）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4）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湖北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湖北全省党务，暂时一律停止进行；各人民团体，着即停止活动。自此，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分共”结束，转入武力镇压。本处内容改选自杨天石：《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档案与史学》1996年1期。
至此，全国主要区域基本形成白色恐怖局面，中共完全转入地下，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共合作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也无法清楚统计），到1928年以前，被杀害者在100万人以上，共产党员由6万人锐减到1万人，300万工会会员不到7万人，共产党及“左”派势力遭到重大损伤。据张彪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第14次会议（1928年8月28日）上透露，到1928年7月，共产党员中牺牲者26000多人，坐牢者6000人，显然这是不完全统计，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另据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透露，到1927年4月，共产党员总数为57967人，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