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起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张国焘拿着国际电报、中央宜慎重的意见，要求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遭到在南昌所有领导人的一致反对，尤其是谭平山态度最为激烈，不仅大骂张国焘浑蛋，而且还提议如张再反对，就将张绑起来杀了，这是后来瞿秋白中央追究南昌暴动失败责任，重惩谭平山的主因。南昌暴动爆发后，谭平山与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名列起义领导机构新生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谭实际负责主要的工作。可以这样说，谭平山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发起人和最高行政领导人，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南昌起义的公开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南昌起义很快失败，谭平山、周恩来等随兵败部队边战边走，于9月底撤到汕头，接到来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与中央指示的张太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决定对南昌暴动主要领导人先作出组织处理：
张国焘和李立三回上海与中央另行商定今后政策；谭平山取消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以后离开；前线由周恩来负责。（南昌余部在转移作战中，为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应付外交事务，决定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以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委员长职。）
随之，谭平山与吴玉章等乘一条小渔船渡海至香港，旋即赴澳门，躲藏3个多月后，于1928年1月回到上海，但此时谭已被开除党籍，关于对谭等的处分，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乃共产国际的意见。《政治纪律决议案》为罗明纳兹个人制定。关于谭被开除党籍的原因，周恩来认为：“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南昌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回忆》，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回到上海对中共中央处分决定倍感失望与愤怒的谭平山，响应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宋庆龄的号召，联络一大批流亡上海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谭称之为“无坛庙可归的青年游魂”，）发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准备成立新党，主要成员有谭平山、陈伯钧、邓初民、李世璋、季方、郑太朴等，推邓演达为总负责人，这就是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自此谭平山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在邓被蒋暗杀后，成为该党的核心，是反对国民党左派政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因福建事变的失败退出该党。后来又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成为“民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谭平山曾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1956年4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早期工运领袖王荷波
王荷波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是中共三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四大中央候补委员、五大中央监察委员，八七会议上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他一生45年的生涯中，具有不同一般中共领导人的特点。
王荷波生于1882年，祖籍山西太原，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由于家境贫寒，仅上过两年私塾，即到外做工挣钱以贴补家用，先后当过水手、枪匠、钳工，辗转全国主要工业城市，直到35岁才娶妻成家。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由北而南，影响到上海的工人。时在上海近郊浦口铁路大厂做钳工的王荷波开始投身职工运动、创办工会，为工人兄弟争取福利，渐渐取得了工人和信任与爱戴，1921年秋，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的罗章龙到浦口开展工作，险遭被捕，幸得王荷波等的救险才得以幸免，因此，王荷波开始与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发生关系。1922年6月，率该厂工会加入北方分部后，并经罗介绍加入中共，此年，王荷波已经是40岁的中年人了。由于王荷波老成持重，严于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工人一分钱，深得职工敬重，是早期中共工运领袖中很有影响的一位。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成立，王荷波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前往郑州与会，后因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队的武力阻挠，会议代表分赴各地发动罢工以支持总工会的成立。王荷波当即赶回浦镇，发动工人卧轨、截拦机车的政治性大罢工，后因二七惨案很快发生，王又机智地号召复工，避免了过多损失，但王已暴露，被迫转移，到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成为中央局成员，即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历史。
王荷波到中央局工作，主要是协助陈独秀和毛泽东、罗章龙，并兼任中央工委书记，直接领导铁路。海员和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到中共四大后，则是协助罗章龙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一度出任该会委员长，主要活动区域在南方的南京、上海和中原的郑州，是铁路系统工运的重要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南方工运亦陷于低潮，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北方中央分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五人组成，王为书记，负责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山东等省、区党部。王、蔡主持北方局后，即着手组织以玉田为中心的冀东暴动，以呼应南昌暴动和秋收起义。10月下旬，有14000多农军参加的暴动爆发，一度攻克玉田县城，但很快失败。是月18日，王荷波与北方局和北京市委18位干部先后被捕，因叛徒指认，于11月11日深夜，由张作霖亲令军法处执行死刑。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将王等18人杀害。王荷波时年45岁。
斯大林派来革命总顾问
就在中共积极争取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党内合作时，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也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给国民党以强有力的支持，努力促成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
1923年10月，苏俄政府派遣鲍罗廷来到广州，作为苏俄代表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进行协商改组的办法，25日，鲍被孙中山聘为顾问，全权负责办理改组事宜。
鲍罗廷，这位在1923年至1927年整个大革命时期，一直是作为苏俄政府、共产国际的“化身”存在于中共中央与陈独秀领导之上的国共要人，他给中共此时期的方针、政策及组织、人事制度以极其巨大的影响。鲍本名米哈伊尔·乌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生于1884年，苏联人。
1903年鲍罗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移居美国并参加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到苏联，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共产国际成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任职，1923年9月，作为苏俄政府和苏共派驻国民党的代表来到中国。鲍罗廷被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权限极大，如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孙中山缺席，则由鲍主持，国民党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的同意。鲍掌握着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同时中共广东区委也在其指导下开展工作。
11月初，由于马林在中国工作不力，主要是他的过于迁就国民党的政策遭到中共内部强大的反对，引起中央局对他信任度的减弱，共产国际便决定让参加过中共一大的维经斯基重新来华，担任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
本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将孙中山过去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解释为新三民主义，以作为鲍罗廷正在帮助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指导。
12月，中共中央发出13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应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立即与其合作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并选举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孙中山面对日趋老化、腐朽、革命斗志衰减的国民党，也想吸收新生力量，借助苏俄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重振旗鼓，实现统一全国、重建中华民国的梦想。因此，孙对苏俄及中共的主张是积极呼应的。
1923年9月，孙中山派遣最信任的学生和军事将领蒋介石领衔，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考查，历时2月有余。5人中即有沈定一、张太雷两名中共党员。但是就在此月2日，孙、俄洽谈进入实质性阶段，关系呈“蜜月”状态时，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到达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会谈，次日，加拉罕发表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的原则与精神。这对于广东国民党政府以极大刺激，表明苏俄政府仍采取双重承认原则，以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反映了苏俄政府外交的现实主义功利性质，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右派攻击苏共、中共的重要口实之一。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指示已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命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邓泽如等9人为委员，聘请鲍罗廷为顾问，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29日，孙中山对国民党重要干部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反对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改组作法作出严厉批评；但作为孙中山最信任的重要干部之一的戴季陶，却在上海电辞临时中央执委职，反对容纳共产党。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正式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开始，被称为大革命时期的开端。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
会议选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41人，其中中共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执行委员），沈玄庐、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候补执委）10人；并决定孙中山为国民党主席，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国民党执委会常委，并委任了各部部长人选，其中中共党员担任要职的有：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中央工人部秘书冯菊波，中央青年部干事张善鸣，中央常委会秘书处成员谭平山。
随后，国民党各主要城市及海外支部相继成立，许多中共党员也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计有：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宣传部指导朱务善；青年部部长于树德；工人部秘书张昆弟，助理王尽美；妇女部秘书缪伯英；农民部助理林育英。汉口执行部。组织部部长林伯渠，干事李立三、许白昊；宣传部干事项英；青年部干事林育南；妇女部干事夏之栩。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代理主任毛泽东；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干事施存统、沈泽民；工人农民部秘书邵力子，干事邓中夏、王仲一，办事员王荷波、刘伯伦；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警予，办事员杨之华、王一知。旅欧支部执行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熊锐；总务科主任周恩来；宣传科主任李富春；巴黎通讯处处长聂荣臻。广东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自欧回国），副主任鲁易。大元帅府铁甲军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副队长周士第。
在中共参加国民党领导工作时，最为积极、担任国民党最高职务的是广东区委领导人、广东人谭平山，其次是李大钊。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没有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主要是陈表示无法在负责上海中共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鲍罗廷亦不赞成陈独秀担任国民党要职，这样陈就未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
热心的国共合作者李大钊
鲍罗廷来华的首站是到北京，会见北方中共领袖李大钊，听取李等对国共合作的看法。
针对张国焘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李大钊表示同意鲍的建议，提出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中共应该积极地去促其实现，这得到鲍的赏识与肯定。
1923年12月，李大钊作为孙中山指定的代表先期赴广州参与大会的筹办工作，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5成员之一，与孙中山等主持整个会议的进行；担任大会设立的4个委员会中的3个委员会委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出版及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大会两个主要文件——宣言和党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大会结束后1月，李大钊即回北京，负责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直隶省党部的筹建工作。1924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由李大钊为首席代表，率中共代表团（由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刘清扬、彭述之5人组成）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这是李第一次到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见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14页。)
是年底，李大钊受命担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负总责职务，指导范鸿劼、赵世炎、陈乔年等开展整个北方（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的中共工作，这期间，李大钊在北方作为中共、国民党领袖，领导了几次著名的群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