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陈郁坚决反对米夫、王明指定中央代表、改造中央领导机构的做法，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名列罗章龙反对中央的“委员会”中，还致信米夫、王明（《申明书》），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并召集海员总工会范围全体会议，决定与中央公开表示不满意，受到王明等的严厉批评，但因是工人出身，也无奈他何，1931年6月被通知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在苏学习期间，因与王明、康生等作坚决斗争，被下放到工厂劳动，险遭清洗，1940年因任弼时的干预才回国。在延安主要在陈云领导的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指导边区工业生产，后曾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任中央燃料工业部部长，负责全国煤炭、电力、石油工业，1957年由邓小平安排到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长，1966年曾任中南局第三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文革”中一度靠边站，由于周恩来的安排重新出来工作，1974年去世，终年73岁。
项英是中共早期著名工运领袖之一，也是中共党内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1898年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殷富之家，父亲为武昌县钱粮枪的账房先生，掌握全县的钱粮账务，但项英10岁时父亲即病故，全家经济来源断绝，生活陷于绝境，只能靠母亲洗衣、纺织以挣得微薄收入，15岁项英即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科当学徒。
项上过4年小学、2年新式中学。在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影响下，投身职工运动，1922年即由包吸收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筹组江岸工人俱乐部，成为职业革命家，并经包惠僧、李书渠介绍加入中共，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0月，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主席杨德甫，总干事陈天，秘书主任林育南，宣传主任李书渠，教育主任李汉俊，法律顾问施洋，项英被选为组织主任，由此武汉工运进入一个新阶段。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准备在郑州成立，遭到吴佩孚的阻拦，发展成为京汉路工人大罢工，项英当选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负责与当局的交涉，结果在5日遭到被捕，由于工人的营救，6日获释，是“二七大罢工”现场指挥者、决策人之一。随之转移至上海，并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中共早期有名的工人党员。在北伐军进入两湖，湖北工运达到顶峰时，项英与向忠发等成为湖北杰出的工人领袖。由于是工人出身，受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提拔，在大革命失败的气氛下，于1928年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罗章龙、林育南负责职工运动。
“农民运动的大王”彭湃
彭湃，是中共早期最著名的农运领袖，广东海丰人，生于1896年，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
彭在自述其家庭时曾说：“我的家庭在海丰是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30口，平均每一人有50个农民做奴隶。”
彭湃少小即有打抱不平、假富济贫的思想，191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留学，因对日本侵华的不满，成为“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加入谭平山等在广州主持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就任教育局长，推行新式教育改革，但在旧势力夹攻下很快失败。
1923年元旦又发动海丰1／4人口成立海丰总农会，当选为会长，并像滚雪球一样，在半年时间发展到了5县13万多农民会员，成为全国农运的一颗明珠，当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为农民部秘书的彭湃出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后又任第五届主任，并组织广东农民建立农军武装，抗租抗税，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卓有成绩，彭湃也一举扬名，在中共党内独树一帜，成为闻名的农运领袖，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相继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会委员、全国农会临时执委会秘书长等职。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时，彭是参与者之一，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农工委员会委员，到起义部队兵败广东潮阳后，彭湃潜回海、陆丰，数次举行武装起义，到11月建立起中共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历经4个月失败。但彭仍坚持战斗在与此邻近的大南山区，率红四师和海陆丰农军进行游击，由于坚持城市暴动计划和拼命主义，队伍受到严重打击，到1928年底，起义武装遭到完全失败，彭湃辗转到上海，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书记）、颜昌颐（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邢士贞（中央军委负责人）因叛徒白鑫（江苏军委秘书）的告密而全部被捕。当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央特科进行营救，在获悉28日清晨国民党当局将彭等转解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即决定武装截车劫救，但出发时因枪支生锈擦拭而耽误时间错过机会。30日，彭等4人在遭受酷刑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年仅33岁。
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许，由周恩来直接指挥，关向应、陈赓具体负责，将白鑫成功处决，这是当时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彭湃遇难的当年，中共中央在《告人民书》中曾这样评价他：
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斗广东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土地与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张国焘“小组织”的是非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最为失落的要算张国焘了。张是第一、第二届“中央常委”，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但在三大上，张却不仅没有入选中共中央局、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被会议批评为搞“小宗派”、“小组织”的主要成员。
陈独秀在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就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说：“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这是陈独秀首次就党内上层盛传的张国焘小宗派作出正式表态。
关于张的“小宗派”，首先是指与张国焘关系密切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其次是北京区执委的成员，主要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而对张宗派不满的则是何孟雄、谭平山、包惠僧、王尽美、项英。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1978年），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页。)包还说，一大最后中共中央局成员就是张国焘安排的，除陈独秀、李达、张国焘外，还有周佛海、李大钊两位候补委员。张国焘在此时就有宗派活动，面对党内的质疑，张要求陈独秀表态，在1921年的一次会上，陈说，“没有什么小组织，但张国焘有错误，以后不准再谈什么小组织问题。”
这次陈独秀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是因为这样几件事，一是张国焘对上海与党中央的领导不满，认为应该推行严密的纪律，而陈望道主持的上海区（陈为上海区委员长）、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太松弛，党组织太消沉，所以，张经常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开会，给人以非组织的印象；二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会议时，对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表示不满，面对张太雷的驳难，大家将怨气、怒气加于追随马林的张太雷，对张“不敬”，张太雷也十分恼怒，告知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施则鼓励张报告陈独秀，陈知道后极为生气，斥责为党内的“小组织”，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施说，张太雷也是“小组织”其中一员，不确，还认为张国焘因此未当上“三大”中央委员。这其中也包括刚从苏俄回来的蔡和森等人，因此实际上是二大选举出来的主要中央局成员。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曾当面批评张国焘的“小组织”问题，但陈独秀未明确表态，但陈、张二人矛盾与隔膜却有增加，使得陈一度以辞职相要挟，党内传言突然沸沸扬扬起来，如有人认为这是张想推翻陈独秀，取而代之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有人认为，张国焘要组织铁血团暗杀陈独秀李立三：《党史报告》，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指马林以党内合作方式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引者），彼此心中都有些不愉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5页。)张国焘对马林此举极为恼怒，认为马林是在玩弄手腕，不择手段打击反对者，并怀疑马林以此向共产国际作歪曲事实的报告，中伤他。“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伏线。”
当事人蔡和森以后这样分析“小组织”事件之所以被不恰当放大的原因，他说：
（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很浓厚；（2）因党中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现其攻击的野心；（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
小组织问题，发生在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因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的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蔡和森还分析了张国焘的个人作风问题，认为这也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重要原因。蔡说：“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党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因于此，张国焘在三大选举中，仅得40票的6票，未能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亦未进入候补执行委员行列，完全掉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