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记，第一个在党内与陈独秀分手的是李汉俊。李汉俊本是陈独秀离沪赴粤托付党务的主要人物，但李首先与陈在起草党纲关于组织体制上发生了矛盾，李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进而李在共产党一大上，继续反对一大提出的中央集权、党须取严格的纪律的规定，与陈独秀的分歧愈来愈大，没有应邀出席中共二大、三大，直至离开共产党，在中共四大上，李汉俊被开除党籍。
第二个与陈独秀关系僵化的是李达。李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在共产党一大上主持党的宣传事务，在二大前后，李达反对中央的国共合作方式，对陈独秀的劝导不以为然，争论再三，陈独秀竟然“破口大骂”，言道：“你违反党的纪律，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甚为气恼，认为陈是“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于是萌发脱党的决心，王会悟：《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77页。)在三大前后，思想消极，拒绝参加党代表会议，并要求自动脱党。
第三个与陈独秀产生矛盾的是张太雷。张与瞿秋白都为共产国际最信任的亲信，这一直延续到1927年12月张在广州遇难、1928年瞿在六大上失势为止。张、陈矛盾，主要是陈对于张一味亲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服从或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满，张先是不经中共中央同意，由马林擅自派赴日本出席劳工会议甚为不满，后来张认为张国焘的“小组织”与陈独秀有关，是陈组织反对马林的派别活动，陈独秀虽对张国焘举动不以为然，对张太雷将中共内部人事纠纷告密马林更为恼怒，于是提出辞呈。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但张太雷与瞿秋白却成为反对陈独秀的最早者。
第四个与陈独秀中央产生冲突的是广东党组织。本来，广东党组织是陈独秀一手创立的，其主要领导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都可称得上是陈独秀的北大学生，但在陈独秀离粤回沪主持中央工作后，广东党却支持陈炯明而反对孙中山，这与共产国际的意旨不合，陈独秀代表中央对其提出批评，但广东党固执己见，认为孙有专制色彩，而陈炯明并非军阀，陈独秀随即以中共中央局的名义开除谭植棠的党籍，警告陈公博，撤销谭平山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后陈公博宣布脱党而被开除，谭平山则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成为大革命后期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第五个与陈独秀发生冲突的是杨明斋。杨是因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国共合作方式而反对马林的，要求国际撤换马林，进而与陈独秀发生争执，声称不愿与陈见面，请求调赴甘肃工作，陈独秀就将马林“发配”甘肃，后调回苏联（杨身兼中国共产党党员与苏共党员两重身份），被斯大林整肃。
与陈独秀关系比较长远，在早期与陈接触最多的是张国焘，张对陈独秀十分尊敬，但张不甘于人下，好弄权术，虽然不至于对陈独秀有多大动作，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郑超麟指为工会系统，主要人物有罗章龙、何孟雄、李震瀛、张坤弟、吴雨铭等）（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219页。)，不能容忍其他人的染指，他与谭平山、瞿秋白成为后来反陈的主要人物。
关于陈独秀与党内早期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及陈独秀的领导权威问题，郑超麟在1945年写就的《回忆录》中对之有具体的分析，颇为中肯：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老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人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Conseilleur或ministre（法语——顾问或大臣）。第一任“大臣”是李汉俊，从共产党在酝酿时起至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第二任“大臣”是瞿秋白，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至1924年夏间；第三任“大臣”是彭述之，从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起至左派反对派统一时候。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得他，不仅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都同国际代表有关系。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243页。)
黄埔将星闪烁
正式成立于1924年5月5日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培养国共两党高级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挑起军队（甚至政府）大梁的基本上就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黄埔生。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改组的产物，也是国共合作与苏俄支持的结晶，自1924年至1927年国民党宁汉政权全面反“共军”校本部被撤销止，共有6期本部生和几个分校学生，其中第一期毕业生635人，第二期449人，第三期1233人，第四期2654人，第五期2418人，第六期入伍4400人，毕业718人，正宗黄埔生共计8107人，其中不少是国共两党军界的风云人物。
在第一期学生中，蒋先云最为优秀，是名副其实的黄埔英杰，入学考试成绩第一，毕业考试也是第一，在校期间，与陈赓、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
蒋先云与李立三有亲戚关系，蒋妻为李的妹妹。蒋入学前与李同是毛泽东指派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党的负责人，私交甚深；入伍以后，又深得蒋介石的器重，是中共在黄埔方面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怒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武汉政府二期北伐时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在黄埔教官中，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聂荣臻为人熟知外，还有几位带兵的学生队队长，都是当时名扬一时的人物。
茅延桢，安徽人，保定军校毕业生，受中共委派到广东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深受军校党代表、实权人物廖仲恺的信任和器重，曾任黄埔教导一团二营党代表，军校中校参谋、代参谋处长。是黄埔军平定商团叛乱、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学生军二队队长，其中手下即有日后国共将星黄维、俞济时、李永年、桂永清、周士第、李之龙、孙元良、李仙洲、黄杰、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1925年奉蒋介石密令，往北方各省开展策反工作，在郑州被刺杀。
金佛庄，浙江东阳人，1897年生，保定军校毕业，厦门大学肄业，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金受陈独秀指派到黄埔军校参加创建工作，历任第一期第三队队长、军校教导团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一军一师二团团长，是军校内出类拔萃的青年“明星”，聪明干练，热情澎湃，极受第一期学生的敬重，也颇得蒋介石的青睐。1926年北伐出师任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担任直接负责蒋之人身安全的要津。在“四一二”清共前半年，拉拢无效后，蒋使出借刀杀人之计，派金佛庄对孙传芳部进行策反，结果遭孙逮捕，于1926年年底被杀害，年仅29岁。金的遇难是中共早期军事将才的重要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