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工运领袖罗章龙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局成员中，有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新民学会的同志、北方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罗章龙。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曾用名文虎、沧海、仲言。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1915年9月在司马里第一中学会客室门外城墙上看到一张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这就是毛泽东（时为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所写的征友广告，罗当即返校致书毛署名纵宇一郎，表示呼应，过3日，毛泽东复信，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两人由此结识，罗章龙对毛泽东十分敬佩，称其为“毛奇”（奇男子之谓，也是德国普鲁士著名将领）此称谓是毛泽东同学送给毛的外号，来自德国建国时期普鲁士一位著名军事家MOLKT，中译名毛奇，又谓毛泽东志向非凡，与众不同，语意双关。见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9~500页。)。
1918年4月14日，罗章龙加入新民学会，是该组织核心会员之一，与毛泽东交往密切。这年春，新民学会总部决定送傅昌钰、周晓三、罗章龙赴日本留学，在罗临别前，毛泽东赠诗一首，以示离别难舍、患难与共、并克艰难的心绪与意志。诗名《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姊米。
沧浪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此诗首先是罗章龙1979年提供的，罗自己回忆是他去日本前毛泽东写在一张纸上，用信封套好，当面交给他的。由于发现诗很好，就抄在本子上，但原件、抄件都已丢失，现是凭记忆追记的。“纵宇一郎”是罗章龙与毛泽东交往时的用名，（参见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426页。)最后一句来自《庄子·山水》：“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
1920年罗章龙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北方工运领导工作，辖北方12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即顺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北京、天津、开封、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郑州、洛阳、徐州、蚌埠、张家口，是李大钊开展北方工运的主要助手。
在这两年期间，罗章龙具体负责领导了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北京迤东地区（包括山海关、唐山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罢工，京绥与正太铁路工人罢工，也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共三大上，罗章龙任中央执委会会计，进入中央局，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对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负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预算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
中共三大决定中共中央仍设在上海，常委全部集中住在闸北三曾里三户楼，位于中兴路与香山路的交叉点的一个小里弄里。此楼为上、下两层，由毛泽东、杨开慧一家，蔡和森、向警予一家和罗章龙3家合住，对外向为户主。实际上毛泽东一家在上海居住时间很短，不足1月，即赴湖南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9月10日《中共中央通告》第5号即指出：“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国共高干谭平山
谭平山是中共早期重要领袖之一，在国共合作高潮时期——大革命勃发的广东与武汉政府时期，他是两党核心人物之一。是中共三、四、五届中委和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参与中共、国民党合作的决策与实施，是中共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历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书记，第一、二届中央执委会常委、中组部部长等要职。在陈独秀不为共产国际所喜时，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准备接替陈出长中共中央的第一人选。
1886年，谭平山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一个裁缝家庭，父亲为流浪儿入赘，至平山出世，家世好转，已属当地殷实之家。平山曾用名彦祥，鸣谦、聘三，幼时入私塾学习经书等儒家经典，12岁入东洲书院学习，18岁入广东省肇庆广肇罗中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未及毕业，父亲身染重疴病逝，此时家境已很艰难，长兄为供养二弟平山就学，四处借贷，变卖地产，于1908年将22岁的弟弟送入广东省最高学府——两广优级师范学习。
在4年的高校生活中，身居开放前沿的广州，谭平山眼界大开，为革命党人反清思想所激荡，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开始秘密反清宣传活动，次年毕业赴雷州半岛当中学教员，仍以主要精力宣传、鼓动革命排满，即至辛亥首义成功，广东光复，谭平山作为一名小有影响的反清志士，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代议士，并出任雷州中学校长，成为粤南颇有名望的青年先进，1913年1月，广东同盟会更名为国民党，当时各地党人颇多观望，而谭却毅然追随孙中山转为国民党员，成为资格最老的国民党员之一。
1917年，年过30岁的谭平山不满粤南闭塞的文化环境，决然再次上学求知，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感受新时代思想潮流的洗礼。与谭平山一同上学的还有同乡陈公博、族侄谭植棠，到北大后，年岁较长、阅历颇丰的谭平山很快成为学生的领军人物，1918年在陈独秀支持下，与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发起成立新潮社，以批评为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创办进步杂志《新潮》，在全国学界独树一帜，旗帜鲜明地标榜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民主主义，此杂志在当时是仅次于《新青年》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经常撰文评论的谭平山开始在风起云涌的知识界崭露头角。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谭为积极参与者之一，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是当场被捕的30名学生之一，1920年夏，谭等3人一同毕业，回广东任教，谭平山任国立广东初等师范学校教授，并接受老师陈独秀的委托，在广东组党。
3年北大生活，是青年谭平山人生重要的一段历史，他不仅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新朋，开始接受、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锻炼了才干，焕发出一种领袖群众的气质，据张国焘回忆：谭平日只是埋头读书，对生活小节全不在意，长期留着两撇小胡子，不修边幅，整天手不释卷，浑身上下充满了浪漫气息，颇有些名士之风。
谭平山在广东创建中共党、团工作中，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是中共种子在广东播种、发芽及成长的关键人物之一；1922年“五一”劳动节，谭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书记的身份，发动广州10万工人群众的大游行，谭本人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当时，党内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陈（独秀）”之称。同时又积极参与孙中山在广东的重建国民党、大元帅府的工作，在1923年年初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是最早参加国共合作的实践者。
在确立国共合作方针的中共三大上，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当选为中央执委、中央局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并被中央指定具体负责进行国共合作的一系列具体工作，随之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改组会议，为孙中山指定为14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担任书记兼组织员，具体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其中共产党人只有2位，另1人是候补执委李大钊。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谭被孙中山指定为广州特别区代表出席会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和廖仲恺、戴季陶3人主持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组成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要人，也是中共内部进入国民党核心的最高领导人，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中组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
谭平山在广东及国民党内非同异常的影响力，受到共产国际的注意，同时这位年过40岁的国民党元老在中共中央内部，也是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年长者，因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分看重的意图。当时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监督的方法，以代替党内合作、易受国民党右派攻击与掣肘的方式；张国焘、蔡和森等则坚决主张与国民党决裂，坚决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国共合作不惜破裂，这与共产国际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显然不符，因此，对于谭平山这种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握有实权、与国际关系与也颇密切的要人，是共产国际瞩目的人选，因而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七大上，谭平山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受到斯大林的称赞。
斯大林在会上作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讲中，赞扬谭说：“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断言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最必要条件。……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谭平山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可惜讲得不够突出。”
共产国际的提前“干预”，使得谭平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急剧上升，由于陈独秀威信过高，撤换陈的提议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大多数人员的同意，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仍被选为中央总书记，谭则被中央任命为农民部部长，并与苏兆征一起，再次参加国民党政府，出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长、劳工部长职。由于蒋介石、陈果夫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在1926年5月已获得通过，中共党人担任国民党部长职务的均撤出辞职，谭平山仍担任这个要职表明他在国民党内稳定的地位。此时，因在广州政府中担任实职与要职，谭平山预感国共分家不可避免，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第三党的问题，说：“要么在现在的国民党中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清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党，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这成为日后他独立创建第三党的肇始，也成为他遭到党内清洗的主要借口。
1927年6月4日，鉴于国共合作关系日趋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内成立党团，由谭平山、苏兆征、林伯渠、杨匏安、吴玉章组成，谭任书记，负责协调两党关系问题，这个措施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回应，两党又商定，各派若干代表组成联席会议，密切两党关系。
由于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在江浙、两广反共，北方奉系军阀与河南冯玉祥西北军均与武汉政府对抗，武汉政府已呈孤立之势，汪精卫政权反动倾向十分明显；同时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也非常严厉，但激进派却又对压制农运的措施批评甚急，这样谭平山农政部长职如坐在火山口上，左右均受到指责，于是按照中共中央6月关于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案第五条“参加政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的规定，就于6月23日，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向汪精卫告假，离开了农政部，其请辞书说：“职能力薄弱本难胜任，又值时局紧张，农民运动颇多非难，就职以来亟思有以改正，俾得趋于轨范，勉力从事，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不能支持，拟即迁入医院，稍事休养。”不料此辞呈遭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认为过于软弱，不是示威退出，缺乏共产党人的斗争性，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是谭失去共产国际信任的开始。
汪精卫政府公开反共后，中共党内已更换了领导核心，但形势与时局的严重紧张，集结武汉的中央委员与常委开始陆续转移至上海，一部分分散到南昌，准备策划南昌暴动。
7月20日，谭平山主持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会议，决定争取张发奎发动起义回师广东，打通与共产国际的海上联络线，实行南昌暴动，并将计划报告中央及在庐山上的鲍罗廷与瞿秋白，得到鲍与瞿的首肯，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正式决策。随后，谭平山找到当时九江最大军事力量拥有者二十军军长贺龙，希望贺参加，得到贺的坚定同意，接着，周恩来也找到贺龙，贺龙表示：“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暴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