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的另一要角。宋氏出身于上海著名的宋氏家族，其姊妹三人宋霭龄（嫁孔祥熙）、宋美龄（嫁蒋介石）均为近世中国的风云人物，其弟宋子文更与孔祥熙是后来蒋氏政权20多年的“理财专家”，掌握其财政几与蒋氏政权相终始。1915年22岁的宋庆龄与50岁的孙中山结婚，10年后孙去世，宋即拥护孙的左派政策，成为反蒋右转、支持民主力量的代言人。但宋仅在声望与舆论上给蒋以制约，没有兵权与政权的限制，晚年，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1981年5月29日病逝。
此时仍属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汪精卫。汪精卫原籍浙江山阴，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评议员，一度曾任《民报》主编，是孙中山得力助手。1910年汪赴北京参与暗杀晚清重臣摄政王载沣而被捕，有“快刀或一快，从容作楚囚”诗句名扬天下，在狱中却投靠清政权，得以免死囚禁，辛亥革命后获释，后一度消极政治，游学欧洲，攻读社会学和文学。1919年赴孙中山约回国，跟随孙任职，1924年国民党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孙去世后，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广东国民党政权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在国民党诸元老中，还有一著名右派反共人物胡汉民。胡生于1879年，长汪精卫4岁，长蒋介石8岁，广东番禺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部书记，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是孙在广东及西南边陲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支持者，在与湖南、上海、湖北同盟会内部派别分歧争斗中，是孙的最主要支持者之一。1911年胡策划广州辛亥起义，任广东都督，1912年随孙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是孙内外政策的重要谋划者与决策人之一。后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广州大元帅府总参谋兼政治部长，1924年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成为右派首领。孙中山北上后，任代理大元帅，1925年因涉嫌廖仲恺被刺案而去职。
在国民党新兴力量中，蒋介石之崛起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蒋介石生于浙江奉化，1887年生，是非广东籍的一位学生辈人物。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在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与时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上海青帮首脑之一的陈其美为结拜弟兄，从而为孙所器重。辛亥革命后，随陈回上海任职，曾奉陈之命令收买杀手暗害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轰动一时。1922年陈炯明发动反孙叛乱，蒋不远万里奔波海上，投奔永丰舰保侍孙中山，从而受到孙的极度信任，被孙视为最重要的军事干才。1923年受孙指派率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寻求经援和军援，1924年被任命为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逐渐控制国民党最重要的新生军事力量——黄埔学生军（即校军），开始培植个人军事势力，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力量的新生政要人物。
蒋介石一贯反共反苏，对共产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持坚决反对态度，只是孙中山在世时的压制，蒋隐藏了个人真实思想，未有明目张胆的活动，即至孙去世，蒋之思想智囊、结拜兄弟戴季陶即首先公开站出来，以封建主义的三民主义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在权力角逐中，蒋以军事实力为基石，合纵连横，先联汪制胡，利用廖案将胡汉民等右派元老排挤出广东政坛；再联右制汪，利用中山舰事件等攻击中共及左派，迫使汪精卫下野，从而全面控制国民党军、政、党重权，形成蒋氏独尊的局面。
国民党开始大裂变
孙中山去世后，派别林立的国民党，开始出现大裂变，以对苏联、中共态度为坐标，四分五裂开来，形成左、右、中三大阵营。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中央监委谢持、张继，中央候补执委邵元冲、沈定一（即沈玄庐）、茅祖权、傅汝霖等14人（戴季陶参加预备会，但被驱逐出正式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反共反苏为圭臬。会议通过开除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党籍、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中央部长职务、解除鲍罗廷顾问职等案，并在上海设立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此即西山会议派，这是国民党内最早的公开分裂出来的一个右派集团，他们还得到广东政权内吴稚晖、孙科等的支持。
西山会议派基本汇集了国民党内早期老右派，大部分是孙中山信任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影响，其中邹鲁（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兼青年部长，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谢持（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参议、代理秘书长，中监委）、林森（中执委兼海外部部长，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张继（国共合作主要策划人）很有影响力，他们的分裂给国共合作抹上了一层阴影。
1925年11月，国民党新右派在蒋介石支持下秘密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主要首领有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主要活动区域在黄埔军校，与中共及左派军人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相抗，该组织是后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的主力军。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政坛开始基本上是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驾马车”的局面，呈胡主党、汪主政、蒋领军的三足鼎立之势，但是1925年8月廖案的发生，改变了此种格局。胡汉民因知情不加阻止被迫下野，汪蒋联合迫使胡流亡苏联，蒋之顶头上司、军政部长许崇智亦被迫辞职，从而使汪、蒋得以分享党、军大权。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去职、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权力组合集中于汪精卫、蒋介石二人身上，苏联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亦共同采取联汪制蒋的策略，意图支持左派以控制国民党右派分裂的不利局面。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陈独秀与张国焘、蔡和森，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同与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会谈，希望西山会议派出席国民党二大，避免国民党全面分裂，同时陈表示，中共并没有而且反对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二大，中共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委改选中，增加中共的国民党中委人数，得到了对方的谅解。
随后，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广州，指导中共党团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活动，要求张纠正过去的偏差，即只注意依靠汪、蒋左派，不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但陈、张此决议遭到广东区委及鲍罗廷的反对。鲍指斥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团结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是死板的公式，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常委周恩来等亦反对向右派让步，准备在二大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人占1/3，少选右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要求修改中共中央政策，遭到张的反对，会议不欢而散。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召开，中共代表团联合左派、团结中派、争取右派的策略得以部分实施，西山会议派首领邹鲁、谢持被开除党籍，林森、戴季陶受警告处分；中共重要干部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宣传部长，掌握一定实权，但在选举中，中共党团作出重大让步：在36个执委中，共产党人占7人，即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左派14人，右派、中派15人，在12人的监委中，右派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只有1人，即高语罕；在执委、监委召开联席会议时，按周恩来的说法，“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正式推选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中央常委，中央党部8个部长为：宣传部长汪精卫（汪推举毛泽东代理）、组织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胡汉民、农民部长林伯渠、商民部长宋子文、青年部长甘乃光、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宋庆龄；并推举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9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邵力子4人为候补政治委员。
2月1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其时蒋介石已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第一军（校军）军长。在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汪精卫为政府主席。这样，汪、蒋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
国共关系紧张
1926年3月，于大革命史来说，可以算是重要之秋。18日，有苏俄与共产党人支持的北京，发生反对段祺瑞政府对日妥协及支持冯玉祥国民军的游行示威。接着段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北方革命力量受到摧残；20日，南方广东政府内发生权力激变，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初露峥嵘，对中共党人发出驱逐与镇压的信号，“中山舰事件”在广州突告发生。
3月19日夜24时许，蒋介石突然调动部队，以中山舰擅自开往黄埔有异动为借口，宣布广州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苏联领事馆，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兼中山舰长），扣押第一军与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此即“三·二○”事变亦即“中山舰事件”。
事起突兀，当时本在广东负责国共合作事务的鲍罗廷已回苏联不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亦是刚从北京开会返回，上海中央局是在事件发生十多天后才知较为详细的情况，因此中共在广东的领导，此时恰处于真空状态。
苏联顾问团布勃诺夫使团在被软禁后，由苏驻广州领事馆有关人员面询蒋介石，是否有反苏问题，蒋表示只是对有关人员不满意，即对驻广东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等反感，布勃诺夫当即表示同意调其回国，俄共派来考察的代表团默认了蒋的非法行动，归国前向蒋表示希望能继续合作；留在广州的顾问团见此亦对蒋表示，将扶植蒋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蒋介石这次导致广东政局大变动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一是排挤汪精卫在政界、军界的影响。时在国民政府旗帜下的有6个军，除了第一军为蒋牢牢控制外，第二、第三、第六3个军均非广东部队，是新桂系李宗仁及湘军唐生智的力量，与汪精卫更为接近；第四军实力最为雄厚，掌管在李济深、张发奎手中，是为粤军嫡系单传，是排斥蒋之黄埔军（由蒋之籍贯浙江人占主导）的主要力量。汪精卫自廖仲恺遇刺后兼任军校党代表，影响与势力开始渗入，这自然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发生矛盾。
胡汉民被逼离粤赴苏后，广东政坛为汪精卫“一花独放”的局面，中共与国民党中的左派、苏俄顾问及共产国际也采取联汪制蒋策略，对已萌异志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多方压制，企图造成两雄并立、各领政军的局面，保持广东政局的权力平衡。但蒋自掌握军权后，权力野心开始膨胀，不愿久居人下，此次事变即是其冒险之着。
“中山舰事件”于蒋介石权力升势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已在政府与军队中公开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不为蒋所喜的苏俄季山嘉顾问等奉调回国，再回广东的鲍罗廷等对蒋更为恭顺，蒋之异动未在国际上丢分，反而取得了意外效果：汪精卫愤而辞职，请长假离粤赴法国；许崇智粤军总司令职也被免，蒋完全控制广东政府的军事权力。尤其是蒋已看到了自己在军界、政界、党内异乎寻常的地位，更坚定了他“胡作非为”的勇敢与信心，这也为他日后完全反共埋下了伏笔。
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事隔10多天闻讯后，派张国焘到粤处置，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是依布诺夫斯基使团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使团认为，此次事件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所挑起，蒋介石并不反俄反共，中共在广东主要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现仍在广州，并无杀人事。对此，陈独秀等询问共产国际对蒋政策有无改变时，使团却避而不答，只是表示莫斯科以后会作出决策，陈等认为仍然要坚持过去既定决策，维持与蒋的合作，因此在4月3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公开表态，说此次事件是孙文主义分子破坏的结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中国革命势力的统一与广州事变》，载《向导》第14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