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被撤职后，从北方调回上海时，正值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政策在中国完全破产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被枪决。党在当时由于革命失败，主要的财政来源只有依靠共产国际支持，而斯大林操纵的国际便更加利用财政来控制中国共产党，支持那些俯首帖耳的领袖和干部；而这些受国际眷宠的官僚们，尤其是瞿秋白也就利用国际的物质来控制其它的领袖和干部。凡是表示驯服的，都可在物质方面获得优厚的待遇，而较少危险；假如谁对当时的盲动主义政策表示怀疑，或对瞿秋白的官僚措施怀抱不满，那就会遭到极难堪的待遇，最后则停止其工作和生活费，这对于那些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他们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把社会关系和朋友都抛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而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凡是在革命运动中曾经积极活动的知名共产党人，绝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即是译书和投稿都要化名，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官僚机关利用物质来控制干部的力量。
在上述的情形下，彭述之所受到的待遇当然更为难堪和险恶（我和半岁的女儿也在内）。他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但瞿秋白把持的中央并不派他任何工作，甚至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尽可能地把他孤立起来，唯恐他的反冒险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影响其它干部。不久，即连对我们极微薄的生活费也停止了，述之只好化名靠译书维持生活。
自我们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彭述之又得以重新会晤陈独秀，从他得悉汪精卫反共后党内发生的一切情形，并得知他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和九月间曾二次写信给党中央，批评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因此，彭和陈的政治意见不约而同地达到一致。他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对国际的冒险主义政策采取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当然，瞿秋白的中央把这种情形报告了莫斯科。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前，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名打电报给陈独秀和彭述之（此电报还是周恩来亲自送到陈独秀的家里的），邀请他们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企图“说服”他们，否则便“扣留”他们，免使他们在中共内部发生影响。但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而且了解它的用意，因而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本文为陈1965年12月纪念彭述之70岁生日而写，初发表于1970年11月2日及11月23日的《洲际通讯》，后收入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一卷。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彭述之亦同时被捕。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将主要政治犯释放，彭述之得以出狱，回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1942年7月，托派再度分裂，彭成为“多数派领袖”，1948年底组织“中国革命共产党”，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企图指挥已四分五裂的托派组织。
大陆全部解放后，彭述之出走香港，后旅居越南西贡和法国巴黎，1973年定居美国，是第四国际重要成员，在1951年该组织第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及书记局成员，1983年11月28日，病故于美国，年88岁。
鲍罗廷的亲信瞿秋白
瞿秋白这时是作为鲍罗廷的亲信而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或者说他一直是作为得到共产国际信任而走上中共领导人岗位，当然其最后走向权力的末路也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他的不信任，可谓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瞿秋白（1899-1935年），江苏常州人，学名瞿双，改名霜，由“霜”引申“秋白”。幼时在常州冠英小学堂读书，1909年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1911年转本科，1915年肄业。1917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曾通过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但因为无钱付学费而只得进入免费的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访问苏俄，是最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情况的知识分子之一，如他写的歌颂苏俄、类似《国际歌》的著名诗歌《赤潮曲》：
赤潮澎湃，
晚霞飞动，
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何论黑、白、黄，
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
福音遍被，天下文明，
只待共产大同……
看！光华万丈涌。
还有一首类似的激情饱满的诗歌《铁花》诗：
我不在柔和细腻的自然里，
我不在繁美华盛之中；
在这烟气迷天的工厂内，
锻炼着我的铁花，火涌。
……那地方金铁的声音来得紧，
好一似铜松拂着刚风，
……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
照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
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怒，
我幻想，幻想着大同，
引吭高歌的……醉着了呀，群众！
锻炼着我的铁花，火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22年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在远东的重要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后在苏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瞿秋白又作为翻译参加了1922年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杨奎松：《瞿秋白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5年6期。回国后主编或编辑《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刊物，并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在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3年10月，鲍罗廷在加拉罕的推荐下，出任南方国民党政权的总顾问，鲍罗廷则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推荐，不与中共中央认真商量，即将懂得俄语的瞿秋白调去广州，组织了一个只有几个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办公室，对此蔡和森曾经在1926年2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做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6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馆刊》1987年第2~3期。转引自杨奎松：《瞿秋白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5年6期。瞿氏在鲍罗廷处工作，深得鲍氏的赏识，不仅作为翻译、秘书，更将其视为主要助手，经常性的帮助起草文件。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为广州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派瞿秋白与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就赋予瞿秋白如此重任，充分显示了他对瞿秋白的信任。杨奎松：《瞿秋白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5年6期。
1924年8月，广州国民党内反共的右派活动公开化，鲍罗廷强求中共中央同意瞿秋白来广州，协助他处理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政治斗争。此时，加拉罕、鲍罗廷决定以向国民党右派让步的政策博得孙中山等与苏联的合作，这遭到陈独秀等的坚决反对，陈要求共产国际不可以无限度地退让求得国共合作，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瞿秋白和鲍罗廷亦与会。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务在“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实际上是将中共在组织上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这使得一向主张“党外联盟”而非“党内合作”的陈独秀与上海中共中央非常震怒，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但是，中共中央给瞿秋白的电报到达时，国民党二中全会《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已经正式通过，鲍罗廷和瞿秋白均参加会议，并表示赞同。
陈独秀对此极为震怒认为，一方面坚决要求召回瞿秋白，让他留在上海情报局、上海大学工作，这件事主要是陈独秀与蔡和森的决定，瞿秋白因此迁怒蔡和森，当时的郑超麟这样回忆说：
张伯简告诉我，秋白不久之前才从广州回上海来，他郁郁不乐，因为犯了错误，“老头子”和蔡和森严令他回来的。原来，秋白在广州受鲍罗廷顾问指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同国民党打交道。陈独秀和蔡和森反对瞿秋白的作法，责令他回上海来。张伯简的话是可靠的，1928年初，瞿秋白亲自告诉我，蔡和森一向反对他。（可见瞿秋白那时（1924年下半年）已经心存芥蒂，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又可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早已开始了。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另一方面则致信维经斯基，对鲍罗廷与孙中山“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协议进行批判。陈独秀在信中说：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529页。)在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决议中，中共中央认为，由此中共遭到了两大失败，一是反革命的气势超越了中共反右的气势，导致”中派得以不声不响地回避对右派镇压措施的问题，很顺利地对我们发起攻势，并向会议提出预先准备好的干涉中共事务的决议案“；第二，使孙中山等早已存在的干涉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企图得逞，”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的第四条，并让它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并指责鲍罗廷犯了许多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参见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4期。）
年底，瞿秋白回到上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被迫辞去鲍罗廷翻译职务，主要负责主编中共机关刊物，位于四大中央局成员的最后，但其职责却很显要，主要是负责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构——远东局处理沟通关系。
随着在北伐等问题上产生的分歧，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与鲍罗廷的眼里已大不如前，作为中共中央内部的后起之秀、共产国际信任的人物，瞿秋白的地位凸显了出来。
陈独秀领导“五卅运动”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与等待，中国职工运动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也逐渐复苏，到1925年5月劳动节前后，再次达到高潮。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15日，内外棉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并对要求上工的工人进行镇压，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8人，中共党员、工人顾正红身中4枪，当场死难。由于日人在沪工厂对中方工人平日即多有虐待，无故扣降工资、殴打员工是家常便饭，此事件迅即成为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罢工。
上海租界对顾被枪杀事件取强制政策，不追究日人法律责任，反而禁止中国工人集会，逮捕罢工工人，并对各报馆披露真相取严禁态度，这无异是火上浇油，激起上海各界的强烈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