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集权倾向，彭述之主张最为积极，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此时，陈独秀不仅担任中央局总书记，而且兼任组织部主任，涉及数千党员（且在不断增加中），权力很大，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主任的名义，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所以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1924年5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法）、少共国际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同②，第371页。)郑超麟也说，此时“陈独秀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开会很少争吵”，（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对此，当时担任瞿秋白秘书、《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的郑超麟也回忆说：“当时陈独秀的权威是很高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说了算。最喜欢说话的，是彭述之，往往接着陈独秀之后长篇大论起来，替陈独秀的意见找‘理论根据’。大家听到感觉乏味，我旁边人也有这个感觉。蒋光赤的《短裤党》写了中央会议。老蒋从未旁听，我不会告诉他，相比是从秋白处听说的。”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关于中央职能部门的设置问题，四大也加强了中共中央局相关职能部门的建设，先是以前有的“三大部”，如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农部均由中央常委兼任主任（部长），到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会议规定，增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部。随之，这3个部相继成立。
新进常委彭述之
彭述之，湖南宝庆人，生于1895年，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五四后受陈独秀思想影响，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被中共上海党小组指派到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旅莫支部工作。
据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郑超麟回忆，彭述之矮而黑，穿一件皮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湖南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讲话，而且讲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
彭述之在东方大学与罗亦农同为两个领袖级的人物，得到共产国际、苏俄当局的信任，彭有一外号“老夫子”，取其道貌岸然之义，俄名彼特洛夫。（此节资料来源于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各章节，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参见第187页等。）
1924年9月，彭述之回国，参加《新青年》与《向导》编辑工作，任上海市委委员。彭是被共产国际作为留俄青年领袖指派回国的，其主要理论“国民革命论”来源于共产国际，即将国民党看做一个空壳，并非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可以加入进去进而操纵国民党，使资产阶级顺着无产阶级，以争得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显然这过低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但在中共四大上，这作为中共中央的纲领得到大会的通过。
在中共四大上，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虽然其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按共产国际的意见，彭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人之一，负责中共的宣传、理论工作，故在四大上进入中央局，居于老资格的蔡和森、瞿秋白之上，任宣传部主任职。
到1925年2月罗亦农回国时，彭述之与罗亦农有个计划，准备以留欧归国的同志为主要班底，团结于陈独秀周围，操纵全党大权，其时，周恩来任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陈延年为区委委员长（前由周任），赵世炎在北京协助李大钊主持北方区委工作，尹宽为山东省委书记，汪泽楷主持安源党务，任弼时领导青年团，王若飞负责河南省委，彭述之坐镇中央，此即“莫斯科派”的由来。
彭述之在大革命晚期，在国共争斗最激烈的时刻，坚定支持陈独秀“包而不办，退而不出”、党外合作、专心中共党务的政策，反对鲍罗廷、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旨意提出的妥协退让政策，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引起鲍罗廷及支持鲍罗廷的瞿秋白的不满，将之作为大革命失败必须承担责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选，遭到批判与清理。在这方面，彭述之是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又是共同承担不应有责任的“替罪羊”。尤其是在大革命进入矛盾尖锐的北伐前夕。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与左派即要摊牌、双方矛盾十分尖锐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时，中共中央委派彭述之赴广州处理此案，与鲍罗廷、瞿秋白等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实际上就是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分歧。郑超麟回忆说：
据我知道，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还有另一次更严重的斗争，发生于1926年春末夏初，但最近出版的档案集只到1925年为止，对此次斗争没有记载。中国虽然有当事人的回忆，但语焉不详。虽无根据或根据不足，我今天仍要说起这一次的斗争。我是凭个人记忆来说这次斗争的。
1926年3月20日事变以后到5月15日通过《整理党务案》以前，陈独秀曾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同鲍罗廷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当时不知道，以后好久才知道。现在留下来的当事人的回忆，有只字不提的，也有只提到一些表面现象的——自然，也有说出真相的。
陈独秀交给彭述之的使命，就是同鲍罗廷商量如何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各军以及广西的军队，采取行动去消灭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虽然没有根据，我相信彭述之是同鲍罗廷会了面，而且提了这个建议的。不用说，鲍罗廷当然不同意这个行动，双方谈不下去。但党内外的人都知道陈独秀特派彭述之来广州同鲍罗廷讨论某一问题，什么问题，则不知道。彭述之早有准备，自然不能说讨论“军事行动”（也可能对极少数干部，如陈延年，说过真话）。随对象不同，他有时说来讨论退出国民党问题，有时说来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即整理党务案条款）的问题。鲍罗廷公然一口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也不好，于是采取干部签字的办法，即是要当时在广州的高级干部，凡同鲍罗廷一样赞成接受蒋介石条件的都在一张纸上签名，当时签字的有瞿秋白、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等人，唯有彭述之一个人不签字。
于是，1926年5月15日，《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此案内容是容易找来参考的，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即：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基本上就是孙文1924年夏天提出的（鲍罗廷建议的）那个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旧案的重版，都是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确实是孙文的继承人，不过当时中共只有一个干部瞿秋白签字，可是这次，经过讨论后，所有干部除彭述之一人外都签了字。
这一次斗争，又是鲍罗廷胜利，而陈独秀失败。
这里顺便说一件没有人知道的轶事。陈独秀的代表彭述之在广州同鲍罗廷斗争的经过，我在上海是不知道的，彭述之回上海后也不对我说，别人也不会对我说，这是党的秘密。但我记得一件事，即彭述之那次从广州回上海后，无意之中告诉我：他此次去广州苦极了，连买香烟的零用钱也没有。我很诧异，问他：别人也同你一样苦么？他说：别人是有钱的，鲍罗廷会给他们的。我就不再问下去。因为我知道，他此次去广州是为了解决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的，大概彭述之的个人意见与别人不同，所以鲍罗廷不给彭述之零用钱。至于问题本身，我那时不知道。《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664页。)
彭述之一直被作为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在党内受到瞿秋白、谭平山及张国焘等的批评，兼之为人清高，高谈阔论，与向警予的情爱生活使之形象遭到很大的质疑，同时，鲍罗廷对于陈独秀、彭述之二人放弃与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合作的“党外合作”方式深恶痛绝，因此，彭述之在陈独秀一时难以撼动地位还须维护他的权威的时候，就作为党内斗争的“靶子”而经常遭受严厉的批评与指责。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其时，蒋介石已在上海清共，汪精卫反共也是指日可待，会上，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批评已经公开化，而批陈的“三人组”瞿秋白、谭平山与张国焘也急于上位，彭述之地位尴尬。会议召开的次日即28日，瞿秋白散发自己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尖锐地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17例，直截了当点名批判彭，说：“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五大”选举时，彭述之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但未被选入中央政治局。
在大革命即将进入全面失败的前夕，彭述之被派往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北方区委管辖范围涉及华北、东北与西北等地区的中共领导工作，辖区较大，但因革命力量发展缓慢，实际工作并不重要，主要有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和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及东北三省、陕北及甘肃等地区党组。其时，以河北为中心的北方区委主要控制人是瞿秋白与蔡和森，主张在北京和天津组织起义，对此彭述之持反对态度，认为是冒险主义，建议采取防卫政策。冯晓蔚：《彭述之的政海沉浮录》，《党史纵横》2009年9期。不久，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主要领导京津地区工作，彭任书记，组织刘伯庄，宣传李季达，职工运动陈为人，监察严林一，候补委员李华添。同时，瞿秋白中央指派蔡和森为中央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推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很低的王藻文为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引起顺直省委极大地反弹，形成“顺直省委问题”，一部人脱离省委自行组织“第二省委”，彭则携妻女回到上海告状，但无人搭理，只得为谋生计而从事俄文翻译。1928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曾邀请彭述之参加，他拒绝前往。关于这段历史，彭述之妻子陈碧兰回忆说：
在汪精卫实行“清共”的前夕，彭述之被派到北方区去担任书记，当他在北方正从事调整北京、天津及各地方党部组织，实施防卫政策，重新设法接近工农群众时，却接到上海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叫北京和天津举行武装暴动。因自汪精卫“清共”后，共产国际便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跃到极左的盲动主义政策；同时，召开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的会议），为了卸脱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便把陈独秀当作代罪羔羊，瞿秋白正式作了总书记，俯首帖耳的执行国际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的局势如何，就命令贺龙、叶挺的军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南昌暴动，随即发动了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动……。彭述之对于共产国际在武汉革命失败之后，反而训令中共到处举行武装暴动的政策，认为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而且离开了常识。他虽然无法干预这种反常和荒谬的政策，但他和北方区委的委员商议：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在反动军阀的严厉统治之下，根本没有群众的组织和运动，除了命令少数党员人工地制造暴动，徒然牺牲干部和党员外，绝无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只好借口暴动的条件不成熟，需要时间准备，以此拖延下去。但瞿秋白的中央认为彭述之领导的北方区委有意抵抗国际的暴动政策，撤销了他的书记，派蔡和森去建立北方局疯狂地进行“暴动准备”。但暴动尚未开始，北京六十多个干部一同被捕和枪决了！这便是共产国际的暴动政策在华北试验的唯一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