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自此作为一个左派学者身份从事理论宣传与大学教育工作，著有《现代社会学》（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论证中国社会的哲学著作）、《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名著，成为卓有学术成绩的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多年间，李达辗转流离，历任湖南大学法科教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湖南大学教授等教职，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左派教授，在国内很有影响。
1949年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李达受中共地下党指派，到省当局主要负责人程潜身边作策反工作，后由毛泽东亲自指示，秘密离湘由香港转达北平，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欢迎。1949年12月，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作孚作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重新加入中共，不要候补期。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时，身在武大的李达亦未能幸免，被造反派以“黑帮总头目”名义横遭批斗、非人侮辱迫害，终致当年8月24日去世，终年76岁。死前李已被开除党籍，1980年才得以平反昭雪。
对于李达在“文革”中悲惨的遭遇，可以多说几句。当时，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对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支持“大跃进”、教育革命等政策并不苟同，二人有深刻的矛盾，甚至在人事上省委也难以撼动李达的权威，使得省委对李达非常嫉怒。“文革”伊始，省委书记指使李达身边的关系人即所谓“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要求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代、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对李达进行揭发交代。随后，“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便编印出《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省委书记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因此确定李达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为武汉大学“三家村”，进行批斗。1966年7月16日，李达知悉毛泽东来到武汉准备在长江游泳，就托人带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李达要秘书刘长森赶紧送信给毛，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你帮我一个忙，救我一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他住在东湖客舍。”但刘将信件转交给武汉大学工作队，工作队领导成员不敢拒绝，却拖延时间，致使毛离开后才将相关消息转送与毛泽东。7月18日晨，毛泽东离汉回京；此日前夜，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据著有《李达评传》一书的王炯华回忆，1967年春，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会议室，曾主持召开过“王任重盘问会”。将近2个小时的会上，王任重声称鉴于李达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对于“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吴娟、许雅亭：《李达的最后十四年》，2009年5月18日。我在1999年出版《红色档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时，误将李达写成自杀。当时武汉有一位先生致电指教，我忘了他的名姓，现在此处赘言，详述李达去世经过，并向这位先生致谢。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但李达还是被造反派围斗，24日在无一亲属在身边的情况下悲惨死去。
少年之英张太雷
张太雷是中共早期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其在中共内部的重要性来源于他与共产国际、苏俄非同一般的关系。
张太雷，江苏武进人，1898年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名张复，谱名孝曾，后改名春木、椿年，在早期中共有关文件、记录中，春木这一用名非常多见；早期与张太雷相熟的中共要人，在回忆张之生平、革命生涯时，也多以此相称。
张后来再更名太雷，是取化作巨雷、冲破反动统治之意，抱负非凡。张家到太雷生父一代，已是极度破败，只能招赘入门，寄居岳父家，并到安源煤矿工作，至太雷8岁时其父病故，家庭陷入困境，幸得同乡张绍曾资助，才得以上张氏私塾念书。张绍曾为晚清名流、常州望族。张母因生活所迫，到张绍曾家帮忙料理家务挣得工钱养家糊口。
太雷少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为张绍曾所赏识，就资助他与其子一同上学堂读书，直至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在此学校，张太雷结识同班同学瞿秋白并成为好友，后来二人在党内的沉浮起落中也一直荣辱与共。
1916年秋，因经济贫困，无法支持学制很长的北大学业，张太雷转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并以课余打工来补充学费。1919年五四学潮爆发，天津亦是学生活动激烈地区，张太雷很是活跃，参加学校演讲团、赴京请愿团，曾被选为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联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成为天津学界青年运动骨干之一，并与天津学运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于方舟等结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华，希望发展中国的革命力量，在上海和北京分别会见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张太雷由瞿秋白介绍，担任维氏的俄语翻译，因为陈、李等人不懂俄语（转译为英语）。6月，张自北洋大学毕业，旋即赴沪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到10月，张即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应该说，张太雷是中共党团组织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这也是他后来参与党内上层领导事务的重要政治资本。
次年春，由于英语译、说能力较强，且与共产国际代表关系密切，张太雷受中共北京党小组的派遣，赴俄国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总部任中国科书记，以联系中共与共产国际。6月，张又陪同马林与尼可洛斯基来华，准备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张国焘在回忆这段时期的历史时，曾说：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也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3页。))
按此时情况，张太雷本极有机会出席中共一大，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上海党小组负责通知，要求各小组分派两名代表参加，并无资格审查一说，更何况张太雷各方面条件均较优秀，但此时正值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便接受上海党小组的派遣，于1921年6月22日即中共一大召开前刚好1月时间参加此次大会，所以失去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
8月，张太雷回国，继续担任马林的翻译，参与马林与陈独秀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会谈。张极力支持马林的主张，提议陈赞成加入共产国际，陈始而反对，后因被捕事突发始知马林的真诚，便同意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后张太雷相继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920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2月），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成为中共第一个参与国际组织领导工作的成员，也由此奠定了张在党内的地位。
7月，中共二大召开，张亦列席了会议。随之在1923年8月，张和恽代英、邓中夏等主持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中央常委，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此后，张长期担任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书记两年之久。
随后，张太雷由中共中央指派，和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4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的政治与社会。蒋氏此去，并未接受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但苏联严密的政治组织、苏共绝对的领导地位等集权体制仍对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中介人物，与国际代表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无条件服从国际指示与苏联领导，致使一度造成与中共中央关系的紧张，后来瞿秋白回国，张、瞿二人即成为中共上层“国际路线”的主要代表。
马林归国后，苏联顾问鲍罗庭来华，成为孙中山去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的核心人物，能够左右国民党政府各派政治力量。但鲍主张对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握有兵权的蒋介石进行妥协，致使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两个大的限共反共运动中，中共中央陷入极大的被动。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威信已荡然无存，苏联党内因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矛盾的公开激烈化，互相攻击对于中共之政策，也急需陈独秀等作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于是7月10日前后，由鲍罗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陈独秀被免职，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等组成中央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负责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以决定新的政策。”
八七会议后，张太雷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与杨殷、黄平等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及闽南等地的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10月，南昌起义余部已大部失败，主要领导干部分别逃至上海、广州、香港，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重新改组。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为委员，下设军委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和杨殷负责；改选后的广东省委，张仍任书记一职，阮啸仙、恽代英、杨殷等36人为委员或候补委员。
1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广东暴动事宜。会议通过由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利用国民党粤、桂系军阀对广东的争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会后，张太雷回广东担任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全面负责广州起义的领导责任。
12月10日，张太雷为首的总指挥部鉴于张发奎准备密令解决中共掌握的教导团的武装、广州国民党军队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当机决定次日凌晨3时半正式发动起义。
张出任起义后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但12日，广州近郊国民党军队进行反扑，张太雷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在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附近时遭到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壮烈遇难，年仅29岁。张太雷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遇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据时在军委工作的一位领导人后来回忆说：“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12日中午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遇难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的冷枪打死了。”转引自徐焰：《张太雷改造社会化巨雷》，《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8日。
中共中央组织的正规化努力
中共一大召开过后，各地来沪代表即各回原地开展活动，留在上海中央局工作的只有李达、张国焘及周佛海和包惠僧。
周佛海正准备再次赴日留学，与李达之妻王会悟同学杨淑慧处于婚外恋之中，杨家父母甚以为耻，屡次来到中央局机关（即《新青年》杂志社）兴师问罪，因此虽肩负中央代书记一职，但周佛海已无心党务，只求早日离开上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54~155页。))
在陈独秀回沪前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逐渐正规化，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组织及中央自身组织都渐趋规模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