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其一，陈独秀在“五四”前已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总司令”，其思想地位与影响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推戴。“五四”运动后，他又成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先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袖，“思想界的明星”。
在“五四”运动高潮之时，陈独秀实践自己“直接行动”的诺言，以知名大学教授的身份上街散发反对政府的传单，陈被捕后举国耸动，报界一片对陈的声援声音，陈的“壮举”、“义举”与“忠烈”博得广泛同情。当时的《民国日报》迅即连篇登载声援、营救文章，并配发评论，称，“君本教育界巨子，平日提倡新思潮，久为党派深忌，欲得而甘心，今既陷入彼党之手，其危险残辱，不难推知。中国进化一线生计，恐亦因此摧残殆尽，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今吾人最后之希望，仍看全国学界究竟自决力与奋斗如何。”《陈独秀被捕之真因》，载《民国日报》1919年6月17日。
陈独秀被捕后，即使对陈提倡新文化运动有切齿之恨的“旧营垒”的守旧学者、政客与名流，亦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因行使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而遭牢狱之灾。如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杰即电谓，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亦致电警察总监吴炳湘，表示：“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49~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吴炳湘为安徽人，与陈独秀同乡，同情陈之为人，使陈在拘捕期间，一直有较好的对待。7月25日的《申报》即报道说：“尚幸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被军阀派多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怂恿，然其对于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见前引书，第83页。)
至于陈独秀在学生中的威望，更可以以“如日中天”来形容。陈被捕消息刚一发布，北京学生即致函吴炳湘，郑重提出：“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同时函电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42页。)连远在湖南的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陈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见《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82页。)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陈独秀也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一再称陈为“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张是当时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睥睨时选，颇为自得，但他对陈独秀却顶礼崇拜，说：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2页。)
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次年夏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首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任书记，并指导甚至直接参与组建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可以说，早期的所有共产党组织，都与陈独秀息息相关，或亲自联系，或派人去帮助建立起来的。陈独秀已成为全国各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公认的领袖当之无愧。
其二，1920年底，陈独秀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和中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仍然对中共上海发起组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李汉俊、李达仍是行使着陈的意志。
其三，陈独秀在1920年11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次年2月，陈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此时陈独秀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确定合适的时间、地点，陈独秀亲自到会、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当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陈独秀毕竟没有与会。由于马林不先向陈独秀建议，事后也不征得陈独秀同意，李汉俊就突如其来地叫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陈当然有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陈独秀不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陈独秀当时刚过40岁，血气正盛，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这是公认的。包惠僧认为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林伯渠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知其倔强个性”。博古说，因为陈独秀的个性很强，自己的党龄太浅，就不敢轻易找陈谈问题。毛泽东生前也讲过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他不随波逐流，自己认为正确的，就决心干下去，不怕别人反对自己，也不顾自己的名利。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是顺理成章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独秀对马林包办中共成立大会的错误倾向的强烈抵制。陈独秀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中共一大，实为借故抵制马林包办倾向的一种行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组织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已经接受了，陈独秀不好完全拒绝，也不好再改变召开大会的日期，但自己又有意见，他只好借故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而他仍叫陈公博、包惠僧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包办倾向的行动。这也是陈独秀顾全大局的表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包惠僧奉命到广州接陈独秀去上海任书记，在广州，包惠僧向陈独秀谈到上海的情况，陈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陈独秀和包惠僧在回上海的船上，包谈到马林在一大上的即席讲话，陈对马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反感的”。陈到上海后，与马林进行了多次交谈，“还是谈不拢”。当时，“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389页。)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这时的思想，与不出席马林等确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的思想是相通的仍没有多大改变。
欧洲“家庭成员”辈出
1920年5月，已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赵世炎赴法勤工俭学，临行陈独秀托赵到海外欧洲组党发展“家庭成员”；6月参与上海党小组创建活动的陈公培赴法勤工俭学，亦受陈之委托相关事宜；至9月，北京党小组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受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吴稚晖之请，与蔡元培同船到达该校中国学院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张曾为《新青年》编委，与陈独秀交情匪浅，是陈委托北京建党的重要人物，此时亦受陈的嘱托在西欧发展党组织。
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介绍同船而来的天津学界女杰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妇；随后，两人又介绍刘的五四同志、风华正茂的周恩来入党，此时是1921年2月。
这样，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共同发起的中共旅欧小组渐渐有了声势，并最终成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共领导上层提供最多干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这段创立历史，张申府有下面的回忆：
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1923年以后）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在1923年冬回国。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1921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后来他们慢慢进步，回国后才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1977年3月、1978年9月），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549页。)
到1922年6月，由赵世炎主持，作为中共预备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成立大会，主要有旅法、德、比等国的代表18人：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袁庆云、王灵汉、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佘立亚等，赵世炎任中央执委会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以后增补王若飞、陈延年、尹宽为执行委员。是年冬，国内的二届中共中央指示已有发展的西欧各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扩充为中共旅欧支部，由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组成支部委员会。同时下设法国、德国、比利时3个小组，分由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负责。当时属于德国组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郑大朴、高语罕、孙炳文、廖焕星、熊雄、熊锐、王圭、朱德等；法国组的成员有：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陈延年、萧三；比利时组成员有：刘伯坚、聂荣臻、汪泽楷、熊味根等。中共中央还委托张申府为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赵世炎为驻巴黎通讯员。
在这中间，有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赵世炎4人，周、二李、邓（小平）都有专节介绍，在此从略，其他重要人物在此不妨作些记述。
朱德，这位被称作“红军之父”的共和国元勋，是中共党内、军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名列共和国十元帅之首位。生于1886年，为四川仪陇县的客籍人，祖籍广东韶州府。此时朱已是36岁。朱此前曾任由护国军改编的云南靖国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一位颇有名望的青年高级将领。朱德为寻求真正的救国道路，婉拒孙中山要其回滇军运动的主张，拒绝四川军阀杨森、刘湘的厚禄高职邀请，决意到西欧考察学习。
1922年7月，朱曾拜访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表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为陈所拒绝，希望朱继续学习。是年11月，朱在屡屡恳切要求后，得到周恩来的同意，由张申府、周恩来做介绍人，加入旅欧支部，成为中共一分子。
朱德加入中共后，在欧洲的德国、苏联留学、考察近4年，直到1926年7月，时已40岁的朱德才回到国内，受陈独秀指派到川军杨森部活动，希望联络杨森川军会合广东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以攻击盘踞两湖的老牌直系军阀吴佩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