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陈独秀又认为国民党有很多的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帮会势力，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两党合作，可能会使中共的斗争目标受到降低、玷污，对列宁的建议也只是表面上谈谈而已。
但是，马林却十分热衷国共合作，1921年底，通过张继的介绍，偕同翻译张太雷到广西去直接与孙中山会面，在桂林与孙洽谈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国共合作问题，这期间，还是广东国民党政府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进入高潮时期，马林于此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广东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和中国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基地；孙中山应是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人应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在不放弃独立性的情况下，到国民党中宣传革命思想，影响他们改变政策和策略，重视群众运动，共同开展反帝斗争。因此次年3月，当马林结束南方之行之际到达北京后，向苏俄驻华使团团长提交两份报告。一份是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共和国民党的情况，一份是建议苏俄政府派使者来华帮助国民党。
接着，马林又赶回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提出，国民党领导人表示允许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左翼廖仲恺派别去改变国民党，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的一致反对，他们均认为与国民党合作，将使中共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大降低中共威信与影响，脱离革命的本质。
4月6日，陈独秀致函马林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即吴廷康），明确提出反对马林的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提议的6条理由，即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陈独秀在信中并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代陈，6月30日，在中共召开二大的前一天，陈独秀再次致函维经斯基，条陈上述意见。
陈独秀等中共党人对加入国民党一事态度异常坚决。陈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多年，在晚清反政府革命中，陈是义无反顾的反清侠客与勇士，但他始终未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那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反政府领袖。即便不谈思想基础、主义信仰不同，单是孙领导的国民党带有浓厚帮会色彩及个人效忠式的封建礼规——入党按手印、宣誓效忠，就使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陈独秀等人大为反感，这些早年信仰与追崇法国民主思想的革命者，对有沉重封建包袱的国民党，一向是多有蔑视与反对的，因此，当共产国际经过马林的游说，通过决议要求中共无条件服从的时候，中共内部出现了第一次较大的分裂。
7月上旬，马林经新加坡、荷兰、柏林抵达莫斯科，首先向维经斯基详细谈及他的国共合作计划，在取得维氏的全力支持后，又向主持共产国际常务工作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作了汇报。
17日，马林在这两人的支持下，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报告，详细分析中国政治局势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特别强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真正民族主义的力量，提出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施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确定同意马林的建议，要求由维经斯基签署一个文件，打印在马林的衬衫上转给中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引者）的紧密联系下进行。”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使中共中央能坚决无误地执行此决定，8月再次作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贯彻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第一次以文件的方式将国民党的性质进行定位，使刚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已无任何讨论的余地。
这份指示指出：共产国际代表的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为基础；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中共党人应教育党员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在未来国民党内组成核心，必须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支持国民党内代表无产者和手工业工人为一翼；共产党人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自己的团体，但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也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就在共产国际始终不渝，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时，一大中共中央局也在广东紧锣密鼓地筹备青年团及整顿党内秩序来。
青年团精英们
1922年5月5日，在陈独秀的亲自主持下，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5人，有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施存统、易礼容、俞秀松、王仲一、陈子博、谭平山等著名人物，代表全国团员约5000人。由于当时对团员年龄并未作严格的限制，很多已过30岁的党员以兼团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推选张太雷为主席，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列席了会议，陈独秀在开幕式上作讲演，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根据马克思学说而成立的，马克思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正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样的概括。
此次会议还选举出青年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5人组成，即施存统（代名方国昌）、俞秀松、张太雷、蔡和森、高君宇，书记施存统。
同时，各地发展较快的团组织也选举出各自的领导机构，广东团区委，书记阮啸仙；湖南团区委，书记由毛泽东兼任，组织部主任李立三，宣传部主任罗君强（李立三、蔡和森均是被法国当局驱赶回国，于1921年11月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陈并留蔡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李立三被派往安源煤矿从事工运工作）；北京团地委，书记高君宇；太原团地委，书记贺昌；南京团地委，书记莫耀明；湖北团地委，书记恽代英；成都团地委，书记王右木；天津团地委，书记李腾。并将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吸收于团组织范畴，书记赵世炎，组织委员李维汉，宣传委员周恩来。
本次团代会还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即青年团是中共的“助手和纽带”。会议还规定，青年团的年龄界限在15-28岁之间，并成为“少共国际”的一个支部。
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各地区主要负责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力量的后备军，当时的青年团中央，也的确汇集了当时主要青年精英。因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袖有专章写及，在这里，我们选择湖北团地委书记恽代英作一介绍。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宣传家、鼓动者，是中共一支强有力的笔杆子，亦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领导人。他生于1895年，出身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没落的官僚书香世家，与中共另一早期著名理论宣传家萧楚女是同乡。
恽代英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一班，与林育南等为上下年级的同学，第三年转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1917年在武汉创立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自治团体——互助社，骨干成员有梁绍文、刘仁静、林育南等人，是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1918年大学毕业被聘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校长），是武汉当时年少有为的社会教育名流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使恽大开眼界，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先是致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又在到北京求学的刘仁静、林育南（已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于1921年立刻申请加入中共。
恽代英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20年11月应章伯钧之邀，与李求实、吴华梓两名附读学生到达安徽宣城第四师范任教，担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育学教员，因激烈的革命思想在地方士绅的诬告下，1921年5月遭到安徽省当局的缉查，预知消息，先行逃离；10月又由朋友介绍到四川泸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后升任校长，并领导全校师生与四川军阀斗争，改革校政，使该校虎虎有生气，得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的赏识，吴是四川知名的教育家，老同盟会会员，四川辛亥首义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