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苦少年
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属晚清光绪年代，降世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比陈独秀小10岁。李大钊本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以此行世、知名。未出世时父亲即已病故，属遗腹子；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后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因此，少小时期的李大钊身世非常悲苦，如同他在遇难前张作霖奉军狱中《自述》所言：“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抚养、教育少年李大钊的是族人李如珍。如珍老人因年老无子，即以大钊父亲过继为子，故李大钊有言“垂老之祖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仰赖家中不菲的家产（私田90多亩），一心以诗书为念。由于李大钊聪颖过人，16岁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但赶上晚清最后一次改革中最有影响的学制改良教育，废除科举，改设学堂，于是并入永平府中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1907年，年已近90岁的祖父去世，家财被同族兄弟瓜分，李大钊迅速贫困化，不得不依仗贤惠的夫人的帮助，辛苦艰难，典当挪借，支持丈夫的学业，使得李不致辍学。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该校为国内第一所正式的法政专门学校，直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督命，学制正规，教学严格，学生必须学习英语、日语，多以洋人授课，是一所在当时中国相当“前卫”的大学。李大钊此时“感于国势之危迫，危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立下宏愿，抱负雄伟，决心以学识、精神和全部心血矢志努力于民族昌盛的伟业。
李大钊幼年因家庭人口稀薄，祖父需人照料，便在家中长老的安排下，与同乡赵纫兰结婚，时赵氏已15岁，而李仅10岁。李、赵二人年岁差别偏大，学问悬殊，文化背景大异其趣，但二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终其一生，这种不媚富贵、不欺贫贱、忠于情爱的高尚情操，在五四这个大变迁时代极为少见，如同宽厚待人、忠于事业、爱护晚辈的个人品质一样，李大钊以人品、学识及精神意志博得了青年学生的广泛爱戴。
李大钊在校期间，给予同学的印象十分的好，穿着朴素、道德高尚、富于侠义之气，见识卓拔、学问充实、能文善诗，尤其是其文章行文豪放、感慨淋漓，“明可以薄汉霄，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载《言治》月刊第4期。（转引自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自由斗士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仿照日、欧西方教育而设立的新式学校，所授课程为法政诸学和英、日语，教师中有一些留学生的民党分子在活动，给李大钊青年时期以深刻影响的就有新派教师、史地教员白雅雨。
白学识渊博，待人热情诚恳，反清热血沸腾，坚决主张暴力革命，在学校多有宣传煽动，慷慨陈词时情真意切，令人闻之不禁泣下，“歌荆轲易水之歌，其声郁抑苍凉，听者皆涕泣相向。”白后联络会党，新年发动滦州起事失败被捕，从容就义，流血断头前，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就义前曾赋诗一首，最后四句为：“希望后起者，同气志相连。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白毓昆传》，载《言治》月刊第一期。白毓昆（1868~1912年），字雅雨，江苏通州人。李大钊等同学深受其影响，在社会急剧动荡，各种思潮风涌之时，青年学生极易受激进主义的吸引，此时如有一令人尊敬的师长引导其时，追随者自然日众且志坚如铁。李大钊日后在怀念这位与新军王金铭、施从云发动滦州起义的烈士之时，仍认为其壮烈殉难具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李大钊就学几年，正值青年年少、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可国内时局急剧动荡，先是民党起义，清朝政府土崩瓦解，共和民国草创；接着北洋强人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将民国改造成一个复辟的封建帝国旧模样，南北政治纷争十分尖锐，最终兵戈相向，战争阴云、北洋恐怖笼罩全国，袁世凯独裁倾向已昭然天下。
1913年冬，毕业大半年的李大钊怵于忘国之痛，有鉴国事日非，得友人资助，东渡日本，开始其3年留学东洋的不凡岁月。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是唯一借西洋之法而耸立列强之林的东方古国，也是给中国以最大伤害、带来最多耻辱的国家，有血性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情结，既希望在国内学习，效仿日本比较西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开放上进的民族精神；又急切期待国家昌盛后能发愤图强，不再忍辱，不再承受其欺凌。
李大钊进入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开始接触各种政治思潮，利用已经熟练运用日、英语言的机会，着手研究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李生性诚恳，不喜言辞，于朋友同辈热情朴实，有忠厚君子之风。（李大钊在日留学期间，曾受国内名流、众议院议长的汤化龙之请，为汤子佩松的“家庭教师”。汤佩松时为对学习毫无兴趣的“公子哥”，他回忆说：“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李大钊先生对我并没有过高的要求，每周的学习汇报也容易敷衍过去。以后时间长了，李先生提的问题便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了。我感到有点难于招架，局面常常十分尴尬。李先生的不满情绪开始有所流露，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鼓励多于责备，热情多于严肃，我虽有畏惧心理，也还可以硬着头皮应付。可是，越往后去，李先生变得愈来愈严厉了。……”接着，汤并十分具体地回忆了李大钊的教育，情真意切，汤后来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见汤佩松：《韶华不为少年留》，载《中学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9页。)可涉及国家民族大业，则滔滔不竭，如决江河，坚持真理不稍让，同时也能尽管政治信仰有异，又能和睦相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李大钊于1914年加入章士钊《甲寅》杂志，两人交谊深厚，维持达14年。章为反满志士，曾与陈独秀共同组织反清，为陈终生朋友，又是复古人物，曾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学运”的主角之一。章回忆与李友谊说：“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私害公，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见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载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第1页。)时陈独秀亦在日本，亦参与《甲寅》杂志的编辑，但与李并未结识。）留日3年，先开始涉足国内政治，以言论为武器，组织同志，宣传反袁，是留日学生总会的核心人物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恢复于1916年1月，该会由执行部（18人）、评议部（38人）、文事委员会（25人）、经费委员会（21人）组成，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委员长为高一涵。李的职责主要为主编总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李在日期间，还是“神州学会”、“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的会员。，曾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持言论发动工作。在《民彝与政治》中，李高扬自由、民主大旗，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大盗窃国，予智自雄”的当权者袁世凯以猛烈抨击，悲痛泣告：神州之陆沉，君主专制之祸耳！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应“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告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见《李大钊文集》（上），第153~154页。)）
同时在学业未竟、国难方殷当口，决然于1916年4、5月回到国内，投入反袁运动。（李大钊因旷课过多，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于1916年2月2日除名。）从此时李大钊之激烈言辞、坚决行动看，27岁前后的他已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有中学根基、知西学精髓，怀满腔热忱，于大动乱中的国家，大有用武之地。
民国初年，尽管国内政治十分混乱、黑暗，战事不断，但知识的价值普遍得到社会的认同，大批知识分子寄存于比较纯净的大学校园，衣食温饱无愁，专心于学业研究，言论宣传，能够相当自由地抒发政见、表达意志，这也是促使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迅即传播、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五四运动能够取得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主要根由。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自由大背景下，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树起反封建，反旧文化的大旗。
1916年回国伊始的李大钊，即将其所著激情四溢的文字《青春》寄奉，终在9月二卷一号上发表（当时杂志已改名《新青年》）。在这篇脍炙人口、文采飞扬的文字中，李大钊倡言青春之宇宙观与人生观，提出创造青春中国的使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天下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李大钊：《青春》，见《李大钊文集》（上），第204页。)
李大钊号召以天下大业为己任的一代青年，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改造与建设的伟业，“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立足于强烈的忧国伤民的忧患意识，强调以乘风破浪之磅礴气概，创建全新的自我、家国与人类。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深深地为五四青年所吸收，是李的代表作之一。
李回国之初，谋职颇不顺利，先在研究系领袖、众议院院长汤化龙控制的《晨钟报》任创刊总编辑，但不1月即告辞职；后又在当时名声显赫的思想文化杂志《甲寅月刊》任编辑。一以贯之鼓吹新文化的倡兴，“高撞自由之钟”，文笔犀利，言词激切，具有鲜明的反叛、激进色彩。
1918年1月，应蔡元培校长之邀，来到中国自由主义大本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在此之前，李大钊还婉拒同学白坚武的介绍出任江苏督军李纯的幕僚，白认为，李大钊是其同学中安于清贫、志于学问拒绝做官的唯一之人，李大钊“为人品洁学粹”，灵性光明赖以仅存的一人。白送别李时，赋诗赞曰：“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见《白坚武日记》（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李大钊担任此职，是继承朋友章士钊之约，以早稻田大学肄业生的身份出任此声名颇为显耀的学界职务。当时北京大学校长为蔡元培，文科学长为陈独秀，二人都十分推崇李大钊。章士钊对此回忆说：
1918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又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名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份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并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见《李大钊先生传》，第3页。)）
“中国共运的催产妇”
李大钊在北大生活时间较长，自1918年来校，其间一直担任图书馆主任，长达5年，1922年12月才正式辞职，后该职被校评议会定为教授职，开始授课，直到1927年4月6日被捕入狱，28日英勇就义为止，共待了9年多时间。李大钊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以图书馆为媒介，指导、团结学校同学，传播新思潮；且以文章为扬名、传播的途径，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锐媒体的知名撰稿人、编辑，最终成为宣扬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的关键人物之一。张国焘即明确说：“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79页。)）
中共成立后，李大钊身兼国、共两党重要职务，奔波于各大政治派别之间，虽有职业革命家之实，但名义上还是北大教授。中共中央也希望李利用高知身份，从事于与国民党、北洋军阀各派系及主要政治人物、社会名流的联络、统战工作，这也是他长期未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