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政客张国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中共中央局领导机构中，除陈独秀为党内深孚众望外，另两人选张国焘、李达的进入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张属于学生代表，在五四运动时期风云一时，李达则是上海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成绩也使人信服。张自中共建党伊始，即是中共中央核心层的领导成员，这几乎一直伴随他至1938年背叛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内，资历最老者非张氏莫属。
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政策走向发生了严重分歧，主要是陈独秀、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争执，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否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实为并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中共二大之后，这一问题立即凸现出来，并严重影响到中共后来发展的历史。让我们还是按照本书的体例继续人物（常委）的叙述吧。
张国焘，又名特立，生于1897年，江西萍乡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前清翰林，做过几任知府，家有良田3000余亩，是江西萍乡一带很有名气的书香望族。(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家大多是读书人，祖父辈6兄弟中，4个可以“戴顶子穿补服”（有官职）的，其中两人为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人则为捐班；张父为江西选送入京的拔贡。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2页。))
1916年，19岁的张国焘只身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开始接受较高级的新式教育，大开了地方乡绅子弟共有的狭隘眼光。其时正是蔡元培校长主校北大初期，锐意改革，兼容并蓄新旧人物，各种思想交汇校舍，学校新尚风气十分盛行；同时，由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功效初见端倪，自袁世凯称帝所提倡的复古尊孔保守沉闷风气为之一变，这对于自小聪颖、易于接受新思想的乡野子弟来说，正是思想突飞猛进的机会与契机。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于半殖民地的贫弱之国的中国，又在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蚕吞目标之内，国难方殷，而国内南北政府分立，各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有这些自然引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在这个千载未遇的历史机遇面前，张国焘终于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就读理工科的张国焘却对《新青年》发生了浓烈的兴趣，在如洪流泛滥的新思潮的激荡下，张国焘开始涉足政治活动，首先是在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支持下，于1919年元旦创刊《国民杂志》，负责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的工作，这本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小团体，它后来几乎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主要成员有易克嶷、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君宇）、张国焘、段锡朋、陈钟凡、黄建中等，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派教授被聘为顾问，也是在此时，张国焘开始与李大钊频频接触，得到李的喜爱与信任。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千余学生为反对巴黎和约对中国外交主权的粗暴干涉和掠夺，群集于天安门游行示威，此即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
张国焘是活跃的学生领袖之一，先是《国民杂志》社对运动的策划与组织，后又在5月成立的北大学生干事会上担任讲演部门的领导。该会由北大学生推举产生，段锡朋、方豪为主席，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士毅等分别担任文书、总务等部分领导工作。该干事会后又成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代行职权机构即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这是我国有“学联”之称之始。北京大学在此组织担任重要角色者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是北京学生运动总枢纽，张国焘也由此成为学联的第一任讲演部长。
当时被捕学生日众，但狱外学生此起彼伏，非常勇敢顽强，日日走上街头讲演鼓动民众，表现了极强的战斗力，张氏因而一举扬名，成为小有名气的学生要人。
6月2日，张国焘和另6位同学在王府井大街讲演被捕，4日，学生被抓更多达千人，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应，6日，北洋政府被迫将全部学生释放，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以北大代表身份在会后赶到，担任学联总务方面的工作，7月初，陈独秀等在北京被捕，张又匆忙赶回北大，主持该校学生会的工作，并被推选为北京学联主席，与政府当局面对面斗争以营救先生陈独秀，直至8月底陈等出狱；9月初蔡元培校长又不到校视事，张国焘又被学联推为代表，赴杭州迎接蔡复校。张国焘在此风光之时，却经历了感情生活的一点波折。张喜欢上了来自天津的“觉悟社”骨干刘清扬，刘时作为天津学联代表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共事，但刘婉拒了张，其理由据刘以后回忆说，一是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是她觉得张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无远大的理想。后张奉李大钊之命邀约刘入党，亦遭到刘的拒绝。刘后来与张申府结婚，同赴法国勤工俭学。见刘清扬：《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载《河北文史资料第二辑》。
1920年初因北洋政府可能逮捕的危险，张国焘、罗家伦等离京赴沪，接受孙中山委托，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全权管理会务，以期发展成为全国的总工会，由此，这位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开始其职业政治活动家的生涯。尽管还有两年学业，但张已将主要精力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与李大钊探讨建设共产主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寻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与李大钊接触；已与陈独秀相约南北共同建党的李大钊主动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联系，同时又派张国焘到沪探求陈的意向。这时陈独秀已在上海创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他当即委托张回京后要李大钊找已加入上海党小组的哲学教师张申府，在北京组建党小组。
到9月中旬，中共北京小组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9人，随之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到11月底，中共北京支部正式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主持组织，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周刊》，主要成员还有刘仁静、邓中夏、高尚德（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15人。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本来北京党小组主事者李大钊应该出席，但由于李正在北京担任“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开展索薪斗争而抽不开身，就让张国焘与刘仁静代替出席。
张国焘在一大会上十分活跃，先是被马林指定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包惠僧的回忆，(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北京党小组的情况，并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一大总共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会议对党的性质、纲领与组织原则讨论时，李汉俊与他人的主张多有差异，李主张，党的组织原则不应是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应是先进知识分子组成公开的、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这为与会者大多数否决，决议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方式建党，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松散的学术团体；李认为，现阶段工人阶级幼稚，可以先行教育，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这遭到刘仁静的反对，认为党的宗旨就是向产业工人进军，带动无产阶级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革命目标；对于党员是否可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议员、做官，李汉俊与陈公博持肯定态度，但张国焘、刘仁静坚决反对。因此，总体而言，李汉俊属于会议的“右派”，主张渐进式革命；张国焘、刘仁静属于“左派”，强调革命的纯洁性。最终，张、刘取得会议的多数支持，会议决议提出：共产党员不应该当议员，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的重要政治职务，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以及警察、士兵之类的职务。
对此，张国焘回忆说：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遇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看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多数代表批评李汉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霾。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3页。))
此次会议，张国焘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责，是大会实际的主持人，是大会主要章程的起草者，也是致大会闭幕词、宣布大会结束的人物。会后，张国焘被推选为负责中央局组织工作，主要负责党的中心任务——工人运动的领导。
理论先锋李达
在一大上，进入中央局领导层的另一个成员是李达。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生于1890年，是湖南零陵人，佃农家庭出身。6岁入私塾，15岁考入永州中学公费生，19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京师优级师范。1913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一年后因肺病回国，1917年再度赴日，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帝国大学预科）理科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与政治活动。
其时，国内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人开进东北全境，引起全国舆论大哗，留日学生更有切肤之痛，遂组织救国团先发队，李达即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是湖南留日学生代表，救国团主要成员、先发队领队。该组织回到国内后，联络激进青年，奔走呼号，鼓吹策划，终有1918年5月21日北京2000多学生的请愿运动，此是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6月，李达放弃学习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1919年为呼应国内五四运动，李达夜以继日翻译出《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本很有影响的马克思理论著作，涵盖马克思具有突出特色的哲学（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由此，奠定了李达在中共党内乃至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与权威的地位。
1920年李达自日本回国，即与陈独秀等开始筹组共产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织的主要成员与发起人之一，在中共一大上当选宣传主任，负责主持中共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二大上，由于对陈独秀工作作风有所不满，便以赴湖南自修大学（应毛泽东之邀）为由辞去宣传主任一职。
1923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坚决干预下，经西湖会议与中共三大，国共合作已是中共基本的方针，但李达反对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与陈独秀等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李向陈独秀陈述个人意见时，遭到了陈的粗暴反应，未等李把话说完，陈“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指责李达不参加长沙的示威游行，声称如果李违反党的主张便要开除；李见此也十分气愤，针锋相对地说：“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把你这个草莽英雄作领袖！”性格倔强的李达在此年秋天便正式脱离中共。(参见《李达自传》、王会悟（李达夫人）《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