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的回忆录》说，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在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了一位代表魏金斯基来中国，才开始中共建党。他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从此以后，他帮助陈独秀建立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事实上，是否这样呢？不，不完全如此，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实在说，魏金斯基并不是共产国际1920年派到中国来联络“五四”运动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只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俄国人。在他之前，有一位开路先锋替他安排好路子，这位开路先锋就是荷荷诺夫金。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
那时我在苏俄居留已近三年半，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攻读以及担任教课也共有三年了。那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正在进行，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大会，李大钊（同志间通称他李守常或守常）便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晚上，我常去他住的房间里长谈，我们相处有日，早已不是陌生人了。这一天倒是我在东方大学接待他，因为他要我陪他参观一下我们的学府。正当我同他一起穿过我们的课室、自修室、庭院……在走廊里偶尔碰上了荷荷诺夫金。当然，这位俄人对我来说也不是陌生人，他是在哈尔滨生长的。他在东方大学的职务就是为中国来的第一年班生灌输基础俄国语言和文化。他是我的俄文教授。我正要向守常介绍这位先生时，守常眼睛里露出又惊又喜之色，急忙地扑向他，欢快地拥抱起来，喊道：“哦！可不是你，荷荷诺夫金。不错，是你！”我正在惊愕，守常放松了俄人，转过头来向我解释道：“哎呀！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于他开始了这一切……”这句话更加深了我的诧异。当晚在他房间里谈心时，守常才把这一段故事讲给我听，使我恍然大悟。
“那是1920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做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经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单独地解决，于是我这样答复他：‘在中国唯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然而，我晓得他同我一样，还从来没有起过组织什么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是需要一些时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正如守常最后向我提到的，当时第三国际尚在幼年，还未满周岁呢！列宁很急切地指望它朝着亚洲大陆发展，特别是促使老大中国的新生力量活跃起来。正因此，他曾要求共产国际设立远东局，而且认为远东局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位在满洲生长、精通中文、政治上又可靠的俄人，同中国“五四”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建立关系。
李大钊此时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激进青年，此组织实际上即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
9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地点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05页。))主要成员除以上诸人外，还有刘仁静、张太雷、黄凌霜、陈为人、范鸿劼、缪伯英等人。并决定由黄凌霜创办《劳动者周报》，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所需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表示，从个人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各项工作之用。
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李大钊促成下正式成立，李以31岁师长的身份率先入团，成员达40余人，主要为北大学生，据张国焘回忆，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堪称纯正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要成员有：高君宇（书记，时为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张国焘等人。
同时，李大钊还指派学生与同志到天津、唐山等地开展职工运动，组织青年团体，使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个较好的局面。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来华帮助组党时，李大钊在北京与其有过交谈，但却没有到上海参加中共发起成立大会，只是指派张国焘、刘仁静等出席会议。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早期共产党人组织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罗章龙对李大钊评价极高，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这样回忆：“他（指李大钊——引者）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中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上，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8~120页。))但李大钊却缺席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个中原因，也是众说不一。一是认为由于1921年6、7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一是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繁忙，抽不出身来参加“一大”。持此种看法的主要当事人，如张国焘、陈公博。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31页。))陈公博在其回忆录《寒风集》也说：“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这时仲甫（即陈独秀）以主持广州教育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对以上两种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首先来看“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耽搁一说。“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确有李大钊，且李大钊还担任学会评议员、《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但从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记录查看，从1921年4月初至8月底，李大钊出席有关“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总共只有3次，时间分别为1921年4月8日、5月20日、5月31日；其中两次是迎送外地来京会员和欢送北京会员出国，另一次是讨论一位会员的退会要求。1921年7月初，“少年中国学会”却是在南京召开年会，李大钊可以顺路出席，或者兼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刘仁静就是这样，先出席南京“少年中国”年会，后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海党组织来信说要派两个代表去开一大，当时邓中夏说他有事不能参加，李守常说他也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推选我和张国焘去上海参加大会。我们先到南京开完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才到上海的。”(刘仁静回忆还说，有可能是北京党小组没有推选到李大钊。当时大家推选的除出席会议的张国焘、刘仁静外，还有邓中夏、罗章龙，但邓、罗推说有事，拒绝了。见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1页。))而与此同时，在7月4日，李大钊却出席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54次会议并代理主席主持会议。
说李大钊由于北大的繁忙工作而无法抽身南下只是托词，或者说是自我圆词。实际上，李大钊是在北京从事一项“公益事业”，为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争取欠薪问题。
当时北京政权由直系军阀靳云鹏内阁控制。由于靳内阁中财政大权掌握在正在进行秘密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手中，而连年的扩军备战所需要的高额军费，使得靳内阁陷于财政困境，不得不于1921年春以断绝支付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来缓解财政危机，这一拖就是3个多月，致使北京大中学校教职员生活立刻紧张起来，甚至有些难以为继。在北洋时代，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一直为政府所头疼，但“拖欠教师工资”尤其是大学教授工资却是少见的“耻辱”，因此，靳内阁此举激起公愤，掌握了话语主动权的教授们更是议论纷纷，迅疾形成“索薪”与争取教育经费的运动。
3月16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8所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的教职员联合举行总罢教，并组织成立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教联”由每校派代表3人组成，组成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李大钊先后被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大钊此时兼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推为代表，担任“教联”的新闻股办事，“教联”刊物《半周刊》编辑。
这次斗争从1921年3月14日总罢教开始到7月28日《教联》通过复职宣言，历时4个多月。这期间“教联”召开的正式会议达76次，加上临时会议共百十余次，几乎天天有会，而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当斗争从总罢教发展到总辞职，进而发展到前往教育部、国务院谈判、请愿斗争时，李大钊表现踊跃，4月25日，“教联”主席马叙伦生病，李大钊即被推为代理主席主持会议、领导斗争。此次“索薪”运动，一方面有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递交请愿书，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则有代表到各政府机构门前请愿示威，还通电全国，请求相关部门声援，一时闹得沸沸扬扬。6月3日，“教联”各校教职员、学生代表四五百人，继续往新华门国务院前请愿，但立等了7小时未得接见，于是代表们强行进入，但遭到卫兵毒打，马叙伦、蒋梦麟十余人受伤，李大钊亦被打昏在地。(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3页。))
此次运动因“六三事件”愈演愈烈，各地响应者渐见大风浪，7月13日，北洋政府决定和解，同意惩办凶手、募拨所欠经费。28日，当政府承诺一一落实后，8校校长同意恢复校务，9月1日正式开课；29日，8校教职员宣布复职，索薪运动遂告结束。李大钊尽管因此未能出席中共一大，却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拥戴，获得相当高的声望。(在1924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的民意调查中，关于“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李大钊以25票名列9位入选者的第八位，其他者为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章太炎（10票）。见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