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新一代学人的“集中营”，实际上起着领先天下风气的“导师”与“舵手”角色，尤其是一大批富有学识与热情的知识分子（主要为教授），更以天下为己任，不遗余力地以言论，甚至行动影响着、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当中，李大钊是相当活跃的一位，他长期作为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共产主义运动北方的关键人物，存在于旧思想、旧势力比较顽固集中的京、津地区。
1918年6月，李大钊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的学会组织，基本上网罗了一时先进，核心人物为有明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四川人王光祈。该组织以五四时期风靡全国的“工读互助”为主要活动模式，倡求自由、平等、均平的理想大同社会，以大家的自觉求得社会文明良知的进化。其中，五四知名人物如曾琦、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均参与发起筹备。后来中国共产党著名人物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等均名列其上，最多时青年才俊达100多人，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设有分会。同时，李大钊还被邓中夏等组织的国民杂志社请为导师，还担任北大最有影响的学生刊物及团体新潮社的顾问，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者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
由于与这些激进社团、活跃人物有广泛的联系，同时以学识、秉性及爱心（李大钊家底菲薄，一家人仅以其教授薪水维持，每月一多半薪水却用来周济贫寒的青年。蔡校长见其家计有时都难以支持，就吩咐会计，发薪水时首先扣下李家庭日用所需，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如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均是其热爱与器重的学生，李大钊成为北京青年学生最为热爱的长者与导师。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记述了李先生的个人魅力：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
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
他研究社会主义较早，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82~83页。)）
李大钊在促成中共成立的思想启蒙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引进与宣传的播火者，其地位无人可替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知识界以空前的触动，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两天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以简单言词喊出“劳工神圣”的惊人口号，李大钊在会上作《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与后来共同发表的论文《Bolshevism的胜利》，成为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奠基作品。
李在文章中明确宣称，“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
李还热情讴歌“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的十月革命，认为由此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李写道：
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同时，由于志趣相同，李大钊与陈独秀结识并成为至交，陈请李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周树人、沈尹默等轮流担任主流，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
五四运动时，陈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后，李大钊实际成为该杂志的核心，由于与胡适“实验主义”意旨不同，两人打起了笔墨官司，史称“问题与主义之争”。
尽管在政治思想取舍上胡、李二人大相径庭，但两人私谊颇深，在共同反封建上有着相同语言，没有后来教科书所言水火不相容、争论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1919年5月5日为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已在中国知识界有相当知音、信仰者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显学”，李大钊帮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写有力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上连载。
李文以鲜明的态度，宣言自己服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原理，并着重指出，“阶级竞争论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文章在最后，李强调说：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
五四运动在北大点燃圣火后，李大钊一直以教授的身份积极参与其中，是学生运动的重要精神支持之一。
当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后，李即到城南游艺院散发，陈不幸被捕后，李即成为营救陈的主要组织者，并将这与学生运动结合起来，运用各种社会力量，促成被捕于3月的陈独秀于9月顺利出狱。
在得知陈独秀被释放后，刚回到北京的李大钊激情难抑，热烈地写下了欢迎陈独秀出狱的白话诗，洋溢的热情溢于言表，一时传诵，诗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都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中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都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转引自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陈、李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战斗中的友谊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有生之年。
1920年1月，李大钊亲自驾车护送陈独秀秘密脱离北京，两人在车上相约组建共产党事宜，（李大钊送陈独秀的“义举与奇遇”，时人高一涵回忆说：“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见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但近人多认为这是高一涵的虚构。高当时在日本留学，不知陈独秀、李大钊会谈情形。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其中章节《高一涵的误写历史》，详细考证了高一涵回忆的真伪，本处引述史料来自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93页。)）
胡适记述陈独秀南下上海的经过，则说：
独秀出狱之后，仍在北京居住。不幸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所以陈君乃于1920年1月代我去武汉一行。
讲演完毕，陈氏乃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尤其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同车返京。这几位校长——特别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当局们都受了北大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新文化的）师资。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导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仁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转引自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来到中国，通过北大一位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这位著名的左派教授，一方面介绍苏维埃俄国对华的友好态度、苏俄在列宁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约请李在中国建党，得到李的赞同。
李推荐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由陈出面组织，在全国更有号召力。这样，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运动便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始了。
关于李大钊在北京组党事，以前多说是维经斯基的促动，近年国内介绍彭述之的回忆录，才知是另一位荷荷诺夫金，二人都是俄共（布）设在伊尔库斯（茨）克的远东局的代表。(以下材料来自任武雄：《荷荷诺夫金：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密使》，《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彭述之并说，“哈哈诺夫金（HOHONOVRY）生长于哈尔滨，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并颇能了解中国在‘五四’后所发生的情形，故被共产国际的远东局派他到中国活动。他后来担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班的俄文教授。当李大钊1924年6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时于无意中又碰到他。因而同我谈起哈哈诺夫金1919年来到北京大学访问他，并向他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这一段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