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层改组
1923年5月，在“二七”大罢工的低潮中，中共中央在上海基本处于秘密状态，陈独秀由于对职工运动的大失败和工人对中共信任的部分丧失，而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消极的情绪，认为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色彩的劣根性就“原形毕露出来”，这遭到党内蔡和森与邓中夏等的反对，同时，秘密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的马林也返回到了上海，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一个特别训令即《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马林还提议在国民党的大本营广州召开中共三大，贯彻训令精神，这得到陈独秀等的赞同，于是各地党的积极分子被陆续通知到了广州。
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路公开举行，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举行会议。计有到会代表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9人，在职工运动高潮中凸现出来的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占了相当比例，一切事务性工作和生活安排，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负责，会场地址一般在陈独秀的寓所中的大客厅和马林住处召开。
这些出席代表现在基本能确认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罗章龙、谭平山、蔡和森、瞿秋白、项英、何孟雄、张太雷、徐梅坤、王荷波、刘仁静、王用章、朱少连、陈潭秋、邓培、向警予、林育英、王仲一、冯菊波、阮啸仙、刘尔嵩、王俊、孙云鹏、陈天、陈为人、恽代英、史文彬、金佛庄、刘天章、于树德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列席了会议，代表全国432名党员（这其中工人党员164人，妇女党员37人，在海外的党员44人）。
会议着重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展开了较大的争论，尤其是一直在工运第一线的领导人和工人领袖对此持反对态度，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张国焘、蔡和森，他们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奋斗主要目标，但不能使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国民党一贯不注重职工运动，内部成分复杂，忽视农民运动，因此反对共产国际及马林的决定。
陈独秀对马林的建议颇以为然，在政治报告中认为“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仍很薄弱，国民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全民性质的，国民党是其领导核心，因而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其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这得到曾分任马林英、俄语翻译的张太雷、瞿秋白的坚定支持。
马林在大会争论持续一个多星期后，再次对陈独秀的建议表示明确地肯定，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是“左”倾的空谈，并强调说：陈独秀的政治报告是否获得通过，是中共三大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最后在李大钊等的协调下，决定对张国焘提出的修正案作出表决，张的修正案主要内容是：（1）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须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并在工人中发展中共的组织；（2）中共在职工运动中须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工会中的国民党员密切合作，但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3）工人运动是中共所独立领导的运动，不应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结果这个修正案在17人的表决中，以8∶9未获通过，其中陈独秀最后的1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张国焘、蔡和森等“反对派”决定服从多数的决定，只有张表示仍保留个人的意见。
大会最后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中共应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批评国民党妥协动摇的权力，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
最后，大会选举出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候补委员5人：邓培、徐梅坤、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其中，产业工人代表是：王荷波、朱少连、项英、邓培、徐梅坤5人，占有一定比例，这都经过共产国际讨论批准。同时，会议还选举出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蔡和森5人组成中共中央局，后中央局离粤驻沪，决定谭驻粤指导工作，补选王荷波加入。
其后，中共中央局相继健全了领导机构，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会计罗章龙；后又正式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各部，以为中共中央局的职能部门，这是中共中央组织一次很大的变化，完善了党中央的领导体制。中组部长毛泽东、中宣部长罗章龙、工农部长王荷波、妇女部部长向警予，中央局分驻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广东委员李大钊、项英、朱少连、王荷波、谭平山，以党中央、团中央共同组成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显示此时期党的主要工作仍在宣传鼓动，以从国外回来的蔡和森（《向导》周刊主编）、瞿秋白（《新青年》季刊主编）、彭述之及团中央代表恽代英（《中国青年》主编）、高君宇（《向导》编辑）等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蔡和森，中央出版部书记张伯简，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
这期间，鉴于中共在1923年工运高潮中巨大的影响和苏共给予的广泛援助，孙中山也答应吸纳中共，并着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样，国共合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地方组织的充实
中共三大召开后，即在全国重要省份，重点是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和北京等重要的城市建立地方组织，派遣得力干部开展工作。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地方党部，直属1924年来华的鲍罗廷指导，由于处国民革命中心区域的缘故，该部党员人数最多，重要干部也是最多的。区委委员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波、彭湃、张伯简、张太雷、穆青、周恩来、陈延年；委员长谭平山，1924年9月由周恩来接任，11月由陈延年继任。组织部部长穆青；宣传部部长罗亦农、张太雷；军委书记张伯简，1924年11月张病故后由周恩来接任；工委书记冯菊波；农委书记阮啸仙、后彭湃；妇女部部长夏松云；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杨其纲；1924年11月成立，1926年1月改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广州粤汉铁路支部书记杨匏安。
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按1924年5月的统计，全区有党员169人，其中安源60人，长沙89人。区委委员前后有：李维汉、何叔衡、郭亮、夏明翰、易礼容、萧述凡、彭平之、夏曦、朱少连、杨福涛，委员长李维汉，组织部部长彭平之，宣传部部长由李维汉兼任，工农部部长郭亮，下辖有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汪泽楷；长沙地方委员会，书记谭竹影；常德党支部廖如愿。
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1924年初撤销，改为汉口、武昌两地委，直属中央，委员长李立三，1923年底调离，委员有李立三、陈潭秋、董必武、项英、许白昊、向忠发。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后由董必武接任，秘书许白昊；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潭秋。
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有李大钊、高君宇、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缪伯英；委员长范鸿劼，1924年3月由李大钊继任；秘书高君宇、后蔡和森；会计范鸿劼；工农部部长张昆弟；国民委员会秘书何孟雄；妇女部部长缪伯英。下辖北京市地方委员会，书记刘伯庄；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赵世炎，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宣传部部长赵世炎兼任，工农部部长张昆弟；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于方舟；唐山地方委员会，书记邓培；太原市委员会，组织部书记傅茂公（即彭真）。
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有：邓中夏、徐梅坤、王仲一、沈雁冰、甄南山、王荷波、施存统、张国焘、顾作之，委员长邓中夏，1923年9月由王荷波接任，1924年1月由施存统接任，由徐梅坤代理。秘书兼会计徐梅坤、沈雁冰；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1924年初由武汉调任。下辖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庄文恭；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侯绍裘；杭州特别支部，书记安体诚；温州特别支部，书记金贯真。
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王尽美，1924年10月王病故由尹宽接任。下辖青岛特别支部，书记邓恩铭。
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
中共中央四川特派员萧楚女。
青年团组织、工会组织和农会组织，是中共重要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中共中央一般均指派重要干部去作领导、负责工作，而且往往也升迁很快，中共早期许多领袖都是由此走上中共领导高层的。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召开，当时全国有6000余青年团员，大会选举出7人组成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即卜士奇）、林育南、李少白，候补委员4人：恽代英、梁鹏万、李求实、张秋人。并由委员长邓中夏、秘书（即组织部长）卜世畸、编辑（即宣传部部长）刘仁静、会计林育南4人组成临时中央局。
1924年4月，青年团中央进行改选，委员长改称秘书，即书记，由刘仁静担任，团中央局由5人常委组成：刘仁静、邓中夏（组织部主任）、恽代英（宣传部主任）、梁鹏万（农工部主任）、卜士奇（学生部主任）。同时指派林育南为驻鄂特派员、夏曦为驻湘特派员、张太雷为驻少共国际代表。
团中央局还指定组成各地方组织：广东团区委，秘书（即书记）阮啸仙，后书记一职改由刘尔嵩担任，团中央特派员为陈延年；广州团地委，书记陈善铭；安源团地委，书记陆沉，后由陈潭秋、贺昌分别担任；长沙团地委，书记戴晓云；南昌团地委，书记赵醒侬；武汉团地委，书记刘昌群；北京团地委，书记卓凯泽、刘伯庄分任；上海团地委，书记施存统；济南团地委，书记分由李耘生、尹宽担任；青岛团地委，书记邓恩铭；天津团地委，书记分由于方舟、李燕锐担任；唐山团地委，书记武胡景；直晋团地委，书记贺昌；重庆团地委，书记杨公、罗世文分任；旅欧团总支部，书记刘伯坚、周维桢分任。
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中夏、秘书李启汉；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邓培，总干事（党团书记）张国焘；中华全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林伟民；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主席冯菊波；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向忠发；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郭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1924年12月由陆沉接任；上海沪西工人俱乐部，主任项英。
农会组织。广东海丰县农民协会总会（1923年1月成立），会长彭湃，副会长杨其珊。
这其中，邓中夏、刘仁静、林育南、恽代英、夏曦、李求实、陆沉、杨公、邓培、刘少奇、向忠发、郭亮、项英、彭湃后来都成为中共早期著名人物。
刘仁静，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1902年生，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习时，结识在该大学教书的恽代英，并在恽的影响下，接受新文化运动，于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先读物理系，再转入哲学系，最后毕业于英语系，是北大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为当日爬入曹汝霖住宅、打开曹府、痛殴章宗祥的5人成员之一，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信任与喜爱，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最早参加者之一。
刘仁静在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一职时，与施存统意见相左，就离开团中央、赴苏联留学。在苏联国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中，刘支持托氏，并于1929年，转道土耳其专程拜望已被斯大林驱逐至此的托洛茨基，得到其接见，成为中国托派唯一与托氏谋面的人物，刘也因此成为中国托派的“正统”与“钦差大臣”，并宣布与中共脱离关系。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3年，出狱后为托派组织开除。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书承认错误，得与刘少奇面谈，1950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声明，表示将悔过自新，《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曾说：“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字，一直到南京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