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请愿运动，高君宇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先是1日晚会集《国民》杂志社成员，决定响应李大钊的“直接行动”口号，作宣传动员；3日，在北大全体学生举行的表决大会上，高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坚决主张示威抗议；4日，直接参与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家宅、殴伤章宗祥事件；32名学生及市民被捕入狱，高又奔走呼号，尽心尽力营救，成为北大学运的风云人物，被选为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随着五四运动的绵延发展，高君宇还担任过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文牍干事。在运动中奔走于京、津、晋、冀等省，积劳成疾，两次吐血，染下病根。
1920年3月，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等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此成为中共北京小组的主要参与者和发起人之一，并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山西革命火种的播种者。
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之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考察、参观苏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回国出席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协助蔡和森编辑《向导》周刊。在中共中央决定国共合作后，高在中央决策后是坚定的执行者，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随孙北上，参与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及段祺瑞、冯玉祥的政治合作问题。
1925年3月5日，已患重病的高君宇又突患急性阑尾炎，终致不治，死于协和医院，终年29岁。
高君宇在奋不顾身投入革命工作时，还有一段与“女界杰出之秀”的女作家石评梅倾心相爱的佳话。两人以高尚的情操，诗词相和，互勉互励，是一对“革命加恋爱”的典范，他们的情诗在当时亦广为传唱。1925年9月30日，深受高君宇病逝打击的石评梅亦忧郁成疾，郁郁而终。人们将他俩合葬，世称“高石之墓”。
孙中山积极回应中共
中共中央西湖扩大会议后，马林加快了与孙中山联盟的步骤，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也十分急迫，相继召开会议、派出特使，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作出影响。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参加者有58个国家的408名代表，中共代表团为陈独秀、刘仁静组成。会上，由于刘仁静英语较好，就代表中共发言，正式公开提出，“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在此次会上，中共代表团受到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拉狄克即当面教训陈独秀等，认为中共是渺小、微不足道的。拉狄克批评道：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拉狄克还说：“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
是年冬，马林返回莫斯科汇报中共工作，并带来共产国际新指示，即《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同时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第三号人物，指令他和维经斯基一起出席中共下一次代表大会，即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此决议明确规定：（1）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2）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这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共合作是必要的。（3）在目前条件下，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4）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不能取消独特的政治面貌，其重要而特殊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不依赖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5）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理人——敌视苏俄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6）中共应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使其与苏俄联合，共同反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7）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共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中共绝对不能与之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年），第436~437页。)
此决议一方面阐明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基本策略，是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对国共合作认识的一个基本纲领，具有指导意义，但也存在着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地位与作用，忽视中共及工人阶级的力量，使中共领导人一开始在国共合作中在领导权方面就基本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也是后来陈独秀等被指认为是犯了右倾错误而一再叫屈的一个根源。
1月26日，苏俄代表在北京与北洋政府谈判后，转赴江南，与孙中山接洽，共同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中国最要最急的问题，仍是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表示苏俄政府将对孙中山以最炙热的同情与援助。苏俄代表此点宣言是对国民党明白无误的支持，表明他已介入中国革命的事务，并将中共地位置于若有若无之地位，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右派攻击中共的重要口实，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共的基本态度。
在此之前，即元旦新年刚过，孙中山先后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党纲、党章，对三民主义作出一些新的解释，表示将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实行普选制度，保护工农。同时，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接着，又任命廖仲恺、陈独秀等21人为参议，准备改组国民党。
是月，在孙中山的策动下，驻留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各部及桂军刘震寰部联合进攻陈炯明，将陈赶出广州。孙随即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节制广东事宜，有了一个较稳定的根据地。
二七大惨案
192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工运年”，它将自1922年开始的职工运动引向了高潮。
1922年，南有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罢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策划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均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胜利成果；北有中共北方区执委领导或参与领导的陇海铁路工人罢工（主要领导者有游天洋、李大钊、罗章龙等）、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主要领导者为陶善琮、史文彬、王俊、崔玉春、葛树贵等）、迤东地区的山海关与唐山罢工及开滦矿区工人罢工（主要领导者邓培）、京绥铁路罢工（主要领导者罗章龙）、正太铁路罢工（主要领导者孙云鹏、张昆弟）等，罢工运动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二七”大罢工，实际上是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而遭致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所部阻挠引发工人大罢工、大屠杀的事件。此铁路基本由直系军阀所控制，是北部中国交通的大动脉，对直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经济与军事关系极大，此时，经过李大钊等的多方运动，直系首领吴佩孚由五四时期的“民主将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对职工运动表示了相当的默认或半公开支持至少不反对的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欲乘势追击，将职工运动向这条全国最有影响力的铁路迈进。
当时的中共中央因革命工作重心北移而转至北京，由张国焘代替出国苏俄开会的陈独秀的中央书记之职；邓中夏接替张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之职，罗章龙副之。1923年2月初，陈回国，中共中央即指派张国焘去郑州指导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
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最早由长辛店俱乐部首先发起，并得到了全路各总工会的同意，定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时与会的各铁路工会代表有200余人，其中著名者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魏荣珊、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等工运领袖。中共党团方面重点是北京、郑州、武汉三地到郑的人员，有张国焘、罗章龙、王仲一、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震瀛、项英、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昆、葛树贵等。
此前，总工会筹备会曾面见在洛阳的吴佩孚，陈以将成立总工会的实情，吴佩孚告以郑州为军事要地不能任意开会，但代表们认为只是一个成立仪式，大概不会引起吴的干涉。实际上，此时吴已令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郑州警察局长黄殿宸准备镇压。
2月1日凌晨，黄即宣布郑州临时戒严，禁止工运领袖到郑州普乐园开成立大会，与工运领袖发生冲突，使到会场游行示威的工人庞大队伍极为气愤，但气势汹汹的警察却将“京汉铁路总工会”大招牌夺走，强行占领会场，不许工人进出，引起群情激愤，特别是武汉工团代表的不满，代表们一致决定举行政治罢工，并由湖北工团联合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天）代表的力争，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武江江岸车站，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合并组成此次罢工总枢纽，并提出罢工最低限度的5个条件：（1）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云、撤革查办黄殿宸；（2）路局赔偿成立大会的损失6000元；（3）归还所有被扣牌额礼物，由郑州地方长官以军队礼乐送还，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4）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5）阴历年休息一星期，工资照发。
当时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组成的3人领导小组，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2月4日上午11时，全路工人罢工开始，5日晨，吴佩孚、曹锟已下令严厉处置，到6日由北而南，京汉路工人惨遭屠杀：在郑州，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及王宗培、钱能贵被捕；在江岸，湖北督办萧耀南指使其参谋长张厚生自5日即开始捕人，与工人发生大冲突，到7日下午开始大屠杀，汉口江岸车站遭军警血洗，当场工人遇难32人，伤200余人，被捕35人，著名工运领袖江岸分会秘书长林祥谦、著名律师施洋等，亦被萧耀南枪杀。至此，作为全国罢工最具力量者和中心的湖北工团遭到大摧残。
当晚，张国焘、杨德甫（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项英（江岸分会秘书）、陈天、林育南（湖北工团联合会秘书）等会谈，经激烈争论决定复工，据张国焘回忆，在紧急会议上，项英等对张国焘要求忍痛复工的决定极为不满，指责张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张承认了自己“犯了对情况估计不足的错误”，表示由他负责一切后果。坚决要求工人“一律复工”，“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72~273页。)“二七”大罢工至此基本平静。
此次罢工是中共策划领导的一次大规模职工运动，大大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但由于组织领导等多方面的因素，也大大丧失了工运积极分子的核心力量。北京当局随即对陈独秀、马林等发布通缉令，中共中央于此只好再将本部迁往上海。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秘密蛰居，只有刚从苏联归国的瞿秋白可以公开活动，瞿即与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为中共及左派国民党准备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