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3岁时因家境贫寒辍学到一家店铺当学徒，因自幼患有哮喘病身体过弱常遭毒打，16岁又以“太学生”的年纪入小学读书。1913年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次年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得以结识同年级同学毛泽东，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两人亲密的关系一直维持到蔡的英年早逝，蔡也成为青年毛泽东最好的朋友之一。
蔡学习极其勤奋用功，领悟能力出众，兼之有忧国忧民、匡济天下的雄心大志，深得任课教师杨昌济、徐特立等的赏识。李立三（亦为同学）在1935年曾这样回忆说：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李维汉亦回忆说：“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见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
1918年4月14日，经过共同努力，毛泽东、蔡和森等热血青年聚集蔡家，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蔡即为骨干成员，这也是当时全国一个著名团体，其主要成员基本上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1919年12月25日，在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中，蔡和森与母亲、妹妹及学友向警予等30多人自上海启程，经35天的航海旅行，于次年1月30日抵达法国。蔡氏一家分入位于巴黎郊畔的蒙达尼男、女中学。
向警予是湖南溆浦城关镇人，土家族，生于1895年9月4日，比蔡和森略小，其父是该县最大的商人。1912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蔡为学友。向在大学读书期间，成绩优异，十分活跃，曾拒绝当地军阀的求婚，因此而轰动一时。蔡、向由相识而相恋，在留法期间，自由结合缔造婚姻，两人的“向蔡同盟”新式婚恋在当时是新派青年艳羡与模仿的对象，但到1925年，因蔡病重，特别是两人政治观点的分歧，由于另一中共领袖级人物彭述之的加入，两人关系终至破裂，(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92~94页。)次年，蔡与李一纯结婚。1928年向在武汉被捕，5月1日壮烈牺牲。在刑前，“宪兵们凶殴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滔滔地讲下去，因此他们在她嘴里塞着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
蔡和森到法不到半年，即能粗略看懂当地报纸，了解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概，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于是在7月，蔡和森即联络留法的13个新民学会成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过去该会纯道德与学术修炼的宗旨，纳入更多的政治参与内容，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方针，天下之命运系于一身一念，这批青少年粗略出国，即喷发出极强的忧国忧民之志。蔡在会上与稳健派萧子昇发生争执，力主组织共产党，以苏联为榜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国内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的时间约略相同。留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即评价蔡氏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最早者，不愧为留法会员中的先驱。
蔡和森并帮助原主要信仰无政府主义、成员也多为新民学会会员的留学生团体“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变宗旨，转向马克思主义，使其骨干成员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的信仰发生变化，该会决定改名“工学世界社”，同时又与留学德国的周恩来、赵世炎联系，计划筹组旅欧的中共党小组，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但蔡和森在建党理论上为后世称道、肯定，并把他称赞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理由，则是他于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两封致毛泽东的长信和次年2月11日致陈独秀的信所表述的鲜明“极端马克思派”观点。
蔡和森告知毛泽东，通过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理，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世界对症之方，改造中国的原理与方法，唯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来根本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并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蔡还以组织者的角度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政治党派以完整的定位。
蔡说，此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必须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反对改良主义；党的纪律又必须是严格的“铁的纪律”，领导方式是高度集权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绝不能单独自由行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蔡氏这些观点均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陈独秀也基本认可。以致当蔡于1921年底因组织留法学生“争生存权和求学权”斗争而被强行遣送回国时，即在上海由陈独秀、陈公培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在中央局工作。
蔡和森在中共党内刚一露面，即以其鲜明无产阶级党性、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崭露头角，陈独秀见此即指定他负责筹备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这对于蔡氏来说，可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自1922年9月该刊创办到1925年10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长驻共产国际，在3年多的时间里，蔡氏在该刊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一度成为其灵魂所在，也使该刊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将中共之主张与思想迅速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当时读者称颂该刊是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寒暑表，中华民族的福音，四万万苦难同胞的先锋队、救命符。
自1922年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确认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后，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即成为中共政治工作的核心，蔡和森在党内与张国焘一贯以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激烈批评孙中山领导的该政党许多落后甚至封建因素而著称，即中共中央局内的激进派，这在西湖会议、中共三大上有反映，并在党内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后来蔡氏虽然同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一起，首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没有参与改造国民党的工作，在中共内部基本上靠边站，只在理论宣传方面发挥着作用。
蔡氏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只一年多时间，1927年初春之后，随着中国内部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国共内部左、右派斗争渐趋公开化、激烈化，共产国际决定派蔡氏归国，以加强中共中央工作。此时正值蒋介石与中共已经摊牌，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对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大开杀戒，武汉汪精卫政权亦渐告反动，正在蠢蠢欲动。但在此严重关头，中共五大仍决定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职务，没有及时解决、提出解决国共统一战线的最后也是最低的办法。
蔡和森在五大上和瞿秋白、毛泽东等一道，对陈独秀错误有所批评，但因涉及共产国际整个的指导思想，未能取到应有的作用。蔡氏在会上又引人注目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部长，并代理未到职的周恩来的中央秘书长职务。但随即在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即将全面发动，湖南、湖北局势已极其危急的时候，蔡和森提出的湖南首先起事、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军事进攻主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鲁易等的严厉指责，其代理秘书长职务被撤免，只好请假养病。
汪精卫政权发动“七一五”清共反共政变的第二天，病休医院的蔡和森7次致信中央常委会临时负责人。此时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已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的包办下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陈独秀已被实际免职，鲁易和鲍罗廷亦因互相争吵和对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被召回，新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刚到。
蔡在信中提出六点具体建议：（1）中央召开一正式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2）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反抗武汉国民党政府；（3）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以此为一切政策的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目；（4）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反对东迁九江或上海的逃跑主义；（5）反对类似“散伙政策”，并自请仍留两湖工作；（6）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派之鼓动。
蔡和森的这些提议与罗明纳兹的主张不谋而合，但因共产国际代表的介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内部正发生着严重的权力斗争，蔡竟不自觉地牵涉了进去。
罗明纳兹来华后，对旧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等态度十分严厉粗暴，提出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主要的领导责任，要立即惩罚、重新改组中央。因此，临时常委会认为蔡是与国际代表联通一起，投机国际，想组织左派，一贯唱高调，是国际训令来后称好汉，使蔡和森受到很大的压力。
8月7日，中央临时常委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对国民党的工作方针，决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刻实行土地革命。蔡在会上重申举行秋收起义的主张，对中央政治局的组成提出许多批评的意见。蔡和森对中共五大后产生的领导机构一直不满，对鲍罗廷的包办中央亦多有批评，主张彻底改组，增加新成员，如苏兆征、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成分的领导者，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要求原领导成员只留瞿秋白一人在新中央，张太雷调出，李维汉不必兼常委名义。但这些关于人事变动的主张是与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提议根本相对的，也与八七会议决定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不相符，蔡氏主张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新的中央组织处分，仅被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一职，而不是他熟悉的湖南秋收暴动。关于这段时期的党内斗争，蔡和森事后有过反思与总结：
当时常委诸同志见到党的上层的危机（上而国际责罚，下而同志诽难），而未见到革命挫败时群众异常惶惑和恐慌的大危机。此危机只有斩钉截铁宣布与执行国际新方针才得挽回。此时常委是站在一种伦理观点上去护党，而不是站在政治观点上去护党，常委只知道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对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此时上层首领的利益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是难两全的。和森违背指导团体的共同，独自急进的主张承认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接受国际训令，这在通常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鄙的；常委顾全指导团体的共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接受国际新方针，这在非阶级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钦佩的，然若在我们的政治上讲，则是非黑白的位置又是不同的。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蔡和森在北方局工作不及一年，因对顺直省委的改组犯有惩办主义及自由主义的错误，致使北方局领导下的北方工农运动遭受又一次重大打击，虽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未受到过多的追究，但这是他以后在党内失去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7月中共六大结束，由于蔡和森坚定的反对瞿秋白中央的态度，被再次选入中央政治局和任职中宣部长，和李立三等一起归国，参与领导中央工作。但是，苏联斯大林与布哈林矛盾激化，斗争十分尖锐，也波及中共党内。蔡和森主张稳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红军斗争的建议被向忠发、李立三指斥为布哈林式的右倾错误，再加上顺直省委的冒进错误，蔡氏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一职被撤。此时，正值蔡和森久患的哮喘病急剧恶化，不得不再回到莫斯科疗养休息。
1930年9月，鉴于李立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尊严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被清除出局。1931年初，蔡和森回国工作，但又受到王明为首的中央的压制，只让他到广东省委接替已被捕的省委书记邓发主持工作。6月，已叛变的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来到广州，广东省委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但蔡仍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终在6月10日被顾顺章诱捕。
在狱中，蔡和森临危不惧，经受种种酷刑而坚贞不屈，致使广东军阀陈济棠等气急败坏，竟使出灭绝人性的手段，将蔡拉到监狱墙边，以长铁钉将其四肢钉在墙壁上，用刺刀将其胸脯戮得稀烂。36岁的蔡和森就这样惨死在狱中。
青年才俊高君宇
高君宇，名尚德，君宇是号，生于1896年，山西静乐县人，地主乡绅家庭出身。1912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表现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荐为范文贴堂观摩；举动甚轩昂，言谈卓荤不凡，颇有少年英雄本色。
1916年考入正在变革中的北京大学，思想日进。在校期间，踊跃参加各种激进团体，结交朋友，并与一些先进青年聚集在李大钊周围，开始学习与研究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时，高的志同道合同志、同学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