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加入第三国际
循例，中共二大应在一大一年后举行。在1922年6月底，陈独秀就与张国焘商定，二大代表不经各地民主选举，而由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同时，陈独秀又致函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状况和将来计划，其中说到中共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费收支情况是，自去年10月至今年6月，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并表示将集中力量组织全国5大产业组合，即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全国机器工人总工会、全国纺纱工人总工会，组织上海、广东、武汉3个地方总工会。
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市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私人寓所举行，出席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项英、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施存统、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陈望道等12人，(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据张国焘的回忆，出席代表只有9人，当然代表3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一届中央委员）；留法支部代表蔡和森；北京代表高君宇；武汉代表包惠僧；青年团代表施存统，还有上海代表、杭州代表各1人；广州代表因陈炯明的阻扰未能与会；李大钊因事未到；毛泽东则是忘记了开会地址。列席者有邓培、向警予、张太雷、邓恩铭、林育南等。据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毛自己接到了开会通知，但到上海因忘记了开会地址，不得已又返回湖南长沙。
会议吸取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教训，采取以小型分组会议为主活动、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办法以保证安全。
二大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5名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和3名候补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组成；同时选举出新的中央局，由委员长陈独秀、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国焘、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3人构成；还任命向警予任妇女部部长、蔡和森任中央理论周刊《向导》主编。李达落选的理由是李请辞宣传的工作，要求专门从事写作，并表示要到湖南去教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36页；邀请李去湖南的是毛泽东，毛请李到“湖南自修大学”担任学长。
此次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党章及多个决议案，其中最值得关注、给中共以深远影响的是加入第三国际案和民主的联合战线案。
关于中共加入第三国际，二大在决议案中申明理由说：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第39页。)
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21条件，大致是：加入国际的政党和组织，必须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在实际活动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揭露和批判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并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在农村和军队中，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共产党不能进行公开活动的国家，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党，在党内实行军队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
这个由列宁在1920年7月25日的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21条还包括：各国党要制定出党纲，必须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执委会批准；共产国际一切决议，各国党都必须执行；各国党都必须更改党名，称第三国际支部性质的某某国家共产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些规定，很显然将权力过分集中于共产国际，大大束缚了各国党的自力更生、自主解决本国问题的外部条件；同时，由于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和许多特权，使各国党由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演变为无条件服从苏共，最后直至无条件服从斯大林，这为苏共干涉别国党的事务提供了方便，也使各国党深深地打上了苏共的烙印。
关于马林与共产国际所热衷的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二大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出多种具体办法：（1）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2）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3）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分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这个决议案反映了陈独秀一直坚持的“党外合作”方式，即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独立做自己的阶级运动，同时也与民主派联盟，但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这与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加入国民党，与之实行“党内合作”大相径庭。当然，自以为势力庞大的国民党领导者孙中山也不会容忍共产党与之提出平等地位的党外合作，因而陈等的提议在现在也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此次会议还对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对孙中山和陈炯明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采取了支持陈批评孙的政策，还遭到二大的中共中央的组织处分，陈公博、谭植棠被严重警告，如不改正，就将除名，结果谭后被开除，陈亦自动要求脱党，也被开除；谭平山也被警告并离开了广东支部书记的职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37~238页。)张还认为，陈独秀此举有“挥泪斩马谡”的意味，广州支部的作为实际来源于陈本人。
中共中央又一次大争执
二大刚结束没几天，马林来到上海，带来共产国际指示——打印在一件衬衫上的秘密指示，即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文件。
陈独秀等中央局成员一见，即认识到此前陈的建议已被否认，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这一点使得陈独秀、张国焘等感觉不免悻悻然，但已同意加入第三国际的中共，此际于组织原则上来说，只有无条件地执行此指示。所以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同。
恰巧李大钊亦由北京来到上海，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8月22日至23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5位成员（委员与候补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7人与会，议决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出现了中共中央又一次大争吵的局面。
马林在会上作主要发言，传达共产国际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它是为实现建立国共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理由是：（1）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所起的作用还很小。（2）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3）孙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4）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5）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1~242页。)
但张国焘、蔡和森却极力反对马林的主张，提出国民党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其独立性，认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是可行的，并以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张、蔡还设想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以孙中山主席，委员中国民党人数比中共多一倍，张、蔡建议的核心是国共的合作应是平行的党外联合战线的方式，中共必须保持其独立性。陈独秀也基本反对马林的建议，陈独秀后来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年），第340~341页。)但考虑到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原则，还是表示无条件的服从，强调孙中山必须取消打手印及宣誓服从孙个人等入党手续方可加入，并须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对国民党加以改组，否则，中共将不会加入，即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表明在会上陈独秀经过马林的争论后，已改变过去的态度。只是对加入国民党的具体程序、手续提出了一些意见。
李大钊也表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已加入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各种抱有不同政见的派别都可以自行其是，不受约束，党外合作的方式不现实，只有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路线既定政策、同时也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争执的两全办法。李大钊这种带有调和折中色彩的建议为会议共同接受。
会议通过陈独秀所提国民党取消带有帮会色彩的手续、仪式后，原则上同意少数领导人根据中央指示可以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会后，中央指定张国焘分赴各地传达。
但在会议的收尾，马林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共中央内部存在一个小组织的决议，说现在中共内部还没有小组织的存在，但有这种倾向，所指即是反对马林甚剧的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3人，马林提出应由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反对小组织的存在。
这个议决案事先未征求陈独秀的意见，陈并不知晓，张、蔡、高3人则十分恼怒，指斥马林此举是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马林则更有理由地表示，此3人已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种争论使会场一下十分激动起来。李大钊、陈独秀则对张、蔡、高表示信任，同时要求3人要以忍让、和谐的态度对待批评，此案即不了了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4~245页。)张说马林的原话是：“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
会议结束不几天，马林偕陈独秀、李大钊亲去拜望正旅居上海的孙中山，此时孙十分失意，刚被以前宠信的部下陈炯明发动政变赶出广州，见有中共负责人主动前来谈及国共合作问题，当即表示同意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效忠个人的作法，将采取民主化的原则改造国民党。这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随后，张国焘也加入了。
9月初，陈独秀、张太雷被邀参加孙中山约集的在沪各省党员座谈会，座谈改进国民党党务，陈即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9名成员之一。
三湘奇才蔡和森
作为中共早期很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的蔡和森，曾长期位居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要津，是一位很有影响与性格的中共早期领袖，他进入二大执委会，完全是大势使然。
蔡和森原双姓蔡林，又名蔡林彬，是因其九世祖曾过继的关系，取两家姓复合而成，生于1895年的上海，本为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蔡家祖祖辈辈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家道颇为殷实，祖父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职，曾之六女即嫁给蔡和森外祖父之四弟为妻，两家还有点瓜葛之亲，故蔡父青年时在家道中落后便投奔曾之女婿，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谋得一小职位，故蔡和森生在上海。不久蔡父离职返乡，家庭便迅速衰落下来。
蔡和森之母葛兰英，后以健豪之名名扬海内外，是一位女中豪杰，年过半百与五子蔡和森、六女蔡畅（中共知名的妇女领袖，曾任共和国妇联主席，后与李富春结婚）一同上学、一同出国留洋勤工俭学，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