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争论中，毛泽东成为“焦点人物”，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毛泽东将陈毅的调解折中称之为“陈毅主义”，见《陈毅传》，第112页。)，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由中央最后定夺。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关于党于军事组织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关于朱德、毛泽东的去留，指示信要求前委必须尽快恢复与提高前委与朱、毛的威信，朱、毛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2页；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为会议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红军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上对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对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红四军前委关于回东江损失的原因及占领长汀后的工作情况》（1930年1月6日于大田），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此报告为朱德代表前委起草。（参见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2页。)“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版。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授黄少群考证，此报告为当时中共中央派驻四军的政治或军事工作人员陈定郊所写，为目前仅见的关于红四军七大至九大的原始史料，见《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第248~258页。)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领导四、五、六军的军委及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后的赣西南特委，此时的前委领导的军队及地区，实际上即为后来中央根据地的主要部分。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3月起，四、五、六军分路游击，发动群众，形成比较稳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已成为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并与朱德一起成为此部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象征。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博得了很高的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红军”的战绩，认为它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李立三：《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见《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七期，1929年7月。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另见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1页。)《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苏联报章则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视朱、毛为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此讣告最早由红旗出版社1987年翻译出版的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系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介绍入中国；全文见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27~128页。)李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介绍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接触，曾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早期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张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曾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生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苏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生前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7页。)5月31日，《真理报》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报道中国红军及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断言“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第232~235页。)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定性人物之一的米夫也发表《在革命的旗帜下》，赞颂“充满传奇色彩的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屡战屡捷，声誉斐然。
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此前不久在中共中央内部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这对毛泽东以后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中央苏区的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的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打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的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见前述），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6页。)戴书认为，目前能够见到的第一个确切记载共产党内肃AB团的文件是1930年5月18日的《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到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次运动的开展非常重视，也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将其列为总前委的当务之急之任务。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罗坊会议，通过《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省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要彻底肃清党、团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在军队内部展开，运动规模扩大也更惨烈。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且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此次会议为“AB团会议”，就将其视为“AB团”的重要据点，派遣深得其信任的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的。《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仅在开始的几个月内，对红一方面军，肃反即达4400人以上，逾全军1/9。《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转引自刘晓农：《论肃AB团的原因和责任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6期。当时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仅3000人，却被指派肃反500人的任务，遭到陈毅的抱怨与抵制。见《江西党史资料》第九期。这一事件几乎延续到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在苏区中央局及博古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肃反运动一直断续进行，据后来公布的史料，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仍继续执行肃反政策。见《江西党史资料》第二期。另见《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243~246页。)富田事变后在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几乎全部参与的主要成员及相当数量无辜的排以上干部700多人遭处决，7200多人的红二十军番号取消、完全解体。刘晓农：《论肃AB团的原因和责任问题》。另见《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毛泽东的威信在此次运动中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政治路线虽然正确，组织路线却难于服众；黄克诚对此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轻而易举夺掉毛泽东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01页。)
